原标题：天文科普如何锻长板、补短板

【深瞳工作室出品】

采写：本报记者 陈 曦

策划：赵英淑 滕继濮

“我认识很多航天专家。对天文的爱好与探索，正是他们梦开始的地方。”中国自然科学博物馆学会科技战略咨询委员会副主任张伟说。

暑期来临，北京天文馆、上海天文馆纷纷开启“超长待机”模式，“夜宿天文馆”等项目更一票难求。在朋友圈晒出球幕影院里的璀璨星空，已成为许多家庭的“假期标配”。

然而，当公众仰望星空的热情被点燃，科普服务能力能否跟得上？近日，在一场聚焦全国天文科普创新发展的研讨会上，百余家天文科普场馆与行业专家齐聚一堂，共同把脉天文科普服务能力短板。专业资源分散、内容供给不足、人才短缺、标准缺失——面对这些“成长的烦恼”，一个关键的问题摆在从业者面前：如何才能让“天文热”从“一时火”走向“一直热”，托举起每个孩子对宇宙的向往？

阵地蓬勃发展

作为天象厅最核心的硬件载体，球幕影院正成为天文科普不折不扣的“流量担当”。

走进天津科技馆的球幕影院，展示教育中心科普辅导员许文正带领观众，在直径23米、360度的星空穹顶下“漫步”。孩子们仰起头，眼中跃动着对宇宙的好奇。“两场200个名额，消息发出不到半小时就被一抢而空。”许文告诉记者。

“球幕影院的视觉效果独一无二，是呈现天文宇宙题材的最佳载体。”天津科技馆展示教育中心主任赵菁介绍，去年该馆斥资1000多万元对球幕影院进行了全面升级，引进了国内最先进的数字天象仪系统。穹顶结构与这套数字天象仪相得益彰，营造出远比普通影院震撼的沉浸式体验。

天津的火热，只是全国天文馆“暑期档”的一个缩影。将目光投向北京，作为我国首个天文类专题馆，北京天文馆同样备受关注。这里有国内最大的地平式天象厅。北京天文馆副馆长林潇告诉记者，借助世界先进的蔡司九型光学天象仪和世界上分辨率最顶级的全天域数字投影系统，天象厅内可以逼真还原地球上肉眼可辨的9000余颗恒星，还能实现虚拟天象演示、三维宇宙空间模拟等功能，使观众仿佛置身苍穹之中，沉浸式感受星空之美、宇宙之美。

从个案到全景，一座座穹顶悄然点亮天文科普的辽阔星图。数据显示，国内现有超过150座具备天文馆功能的科普场馆，其中既有北京天文馆、上海天文馆这样的大型专题馆，也有散布于各地科技馆、少年宫乃至中小学的小型天文馆。根据《2024年全国科技馆运行情况分析》的统计，全国设有球幕影院或天象厅的科技馆共有123座。大中型天文馆的天象厅里，天象仪、高清球幕投影、沉浸式音响系统，逐渐成为“标配”。

硬件升级的同时，天文科普活动也更加丰富多彩。北京天文馆自2005年起每年主办“天文爱好者星空大会”；2025年，近四百人来到宁夏中卫，共赴英仙座流星雨之约；2026年科技活动周期间，紫金山天文台向公众开放，供天文爱好者观测太阳黑子，山东大学威海天文台组织22场活动，服务近2000人次，上海天文台天马望远镜园区也迎来数百名参观者……覆盖全国的天文科普网络，日益成熟。

短视频平台上，天文科普同样活力四射。拥有200多万粉丝的博主冯克东，2020年因一条“天问一号”的视频意外爆火，随后一头扎进天文科普“赛道”。他讲引力，不提晦涩难懂的概念，而是说：“水往低处流，天体有质量让空间扭曲，形成引力洼地。地球每小时十万公里绕太阳转，是为了保命——你躺平，就被太阳吃掉了。”鲜活的表达拉近了天文学与观众的距离。目前，在各大平台活跃着数百位天文科普博主。在一项科普类抖音号分析研究中，天文科普的数量位居学科类视频的首位。

目前，我国正在开展月球与火星探测等重大航天工程，这不仅是科学前沿的突破，还将有力推动天文科普热潮。中国科学院院士赵刚指出，眼下我国天文研究正处黄金发展期，一系列重大成果表明，中国天文学正从跟踪追赶迈向引领前沿。在科研突破的带动下，全国天文科普阵地蓬勃发展，已然织就了一张覆盖广泛的天文科普网络。

各有各的“烦恼”

天文科普大潮中，两条脉络交织并行：一方面，以科技馆、天文馆为代表的“国家队”握有雄厚的硬件平台和官方资源；另一方面，以自媒体博主、民营制作公司为代表的民间力量，则擅长传播。但二者也都各有困境。

“硬件易得，软件难继。”赵菁用这八个字，道出了“国家队”的烦恼。以天津科技馆为例，球幕影院播放的影片多为引进片，一部费用约在20万至30万元。要保持观众的新鲜感，理想状态下科技馆每年至少需更新1到2部新片。省级场馆尚可勉强支撑，对许多中小场馆而言，这是沉重负担。因此不少中小场馆常年播放老旧内容，科普效果大打折扣。

能制作球幕影片的公司，全国范围内屈指可数。上海禾锐科技总经理林乘鹏专注天文和科学题材球幕影片制作已有15年。他表示，一部球幕影片的平均成本约两三百万元，人力投入与技术投入占了成本的大头。

“制作不仅需要影像团队，更需要对科学内容进行系统梳理与生动呈现，二者必须深度融合。”林乘鹏表示，特殊格式下的高分辨率需求，让硬件与资源消耗极为惊人。高昂成本与超高难度直接压低了产量。他透露，国内天文科普影片的年产量仅为个位数，面向数百家场馆，缺口之大，不言自明。

目前，学校或青少年活动中心等场所拥有的球幕设施，许多处于荒废或半荒废状态，原因直白——无新片、无更新预算，也无自己开发的能力。

球幕影片的稀缺，仅仅揭开了内容困局的一角。当我们把视线转向更广阔的天文科普产品领域，如互动课程、科学实验、真人秀，自主研发的短板更为突出。

依靠科技馆、天文馆自身来孵化天文科普产品困难重重。林潇介绍，天文学研究很特殊，实物展品如陨石、月壤等极为稀缺，知识体系又高度抽象。缺乏复合型专业人才的中小型、地县级场馆，几乎不可能独立完成高质量的天文科普产品研发。具备这种研发能力的场馆，目前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天津等头部场馆。

天津科技馆便是其中之一。其自主研发的“天文真人秀”很受观众欢迎。主讲人许文坦言，这种形式的科普在研发与执行上门槛较高。主讲人不仅要有扎实的天文学背景，还需有丰富的科普经验，以从容应对现场观众随时抛出的各种问题。活动更需天文专家与编程人员紧密配合：专家撰写融合知识点与故事逻辑的脚本，技术人员再将其转化为天象仪指令、动画与转场特效的底层程序。“周期长且难度较大。”许文说。

另一边，民间天文科普情况同样不容乐观。专业与流量的割裂，是博主冯克东感受最深的一道鸿沟。“专业的人没流量，有流量的人未必专业。”冯克东说，“学术话语与面向大众的通俗表达之间，存在天然隔膜，很难真正融合。”

民间科普人的生存之路同样充满挑战。“做科普自媒体非常煎熬，不亚于一次创业。”冯克东坦言，“投入了大量时间和精力，却难以转化为可持续的收益。”他的收入主要依赖流量分成和直播带货——售卖天文书籍、望远镜及相关课程。与他同期起步的天文科普创作者，“仍在坚持的仅剩三四十人”。大多数人选择放弃，只因“没有收益，或付出与回报严重失衡。情怀终究敌不过现实”——这是民间科普人的真实处境。

商业化裹挟下的内容异化风险同样存在。在算法推荐机制下，点击率、完播率等商业指标成为衡量科普价值的核心尺度。流量导向催生了“标题党”与“伪科学”等问题。用视觉冲击替代深度解说，用AI批量生成同质化内容……在流量的裹挟下，一些创作者在生存压力中，逐渐失去传播科学知识的热情。

冯克东认为：“科学尚无法证实的推测，如虫洞、时空穿越等话题，作为科学猜想是可以探讨的；但蓄意夸大世界末日等耸人听闻的内容，则属于不可逾越的红线。”

面临三重困境

天文科普面临的深层困境，体现在体制、人才与市场三方面。

体制壁垒，是天文科普面临的第一重困境。天文科普资源分散在科研系统、教育系统、科协系统、民间机构及个人等多个“条块”中，还未聚沙成塔、汇聚成势。

林乘鹏直言：“科研机构拥有前沿数据和发现，但缺乏将成果转化为科普内容的机制。”这些资源如同深埋的矿脉，难以开采成大众可赏的瑰宝。与此同时，科普工作在职称评审中权重较低，科研人员“不愿作科普”，科普长期被视为“副业”“用爱发电”，缺乏职业认同和上升通道。

冯克东则感慨道，普通自媒体人往往专业能力不足，面对深度内容会感到力不从心。体制性的隔阂，又让他们难以获得专业帮助和权威支撑。优质科研资源也因此难以流向公众。如恒星演化等深度内容往往视频时长较长、内容晦涩，这与短视频平台“短平快”的流量逻辑天然冲突。普通自媒体人既缺乏扎实的天文知识储备，又面临平台算法的压力，最终导致两种结果：要么硬着头皮挑战复杂选题，但往往弄巧成拙；要么跟风模仿外网热门视频，陷入内容同质化的泥沼。

2025年的一项市场调研显示，在天文望远镜用户的社交内容消费中，科普自媒体的信任度仅占5%，远低于天文领域专家（38%）和资深爱好者（27%）。这说明，虽然天文科普博主数量在增长，但专业性和权威性仍是用户最看重的因素，纯自媒体博主在细分领域中的影响力仍有提升空间。

如果说体制壁垒割裂的是资源，那么第二重困境——人才断层，削弱的则是根基。在学校层面，天文教育长期处于边缘化状态。天津市天文学会理事长阎为国指出，虽然部分学校配备了天文设备，却因缺乏专业师资，科普活动往往流于形式。

天津科技馆交流培训中心主任王静认为，人才困境的症结，更深地埋藏在学科定位与升学出口之中。天文学属于相对小众且非“刚需”的学科，升学出口不够明确。尽管全国中学生天文知识竞赛属于教育部“白名单”赛事，但受限于升学压力，学生的参与度与重视程度始终不高。

此外，根据公开信息，目前中国内地开设天文学本科专业或设有天文系的高校不足20所，天文学在国内仍属于相对小众的本科专业，专业科普人才的蓄水池早已水位告急。

第三重困境，是“造血能力”的薄弱。在美国、日本等天文科普产业成熟的国家，企业赞助是天文馆运营的重要活水，球幕影院甚至能实现商业盈利。但在国内，纯商业运作的科普很难变现。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中影集团董事长傅若清就指出：“由于科学电影的投资成本相对较高，在当前未形成统一大市场的条件下，单纯依靠政府补贴很难收回成本，社会资本也没有动力进行长期、可持续的投资。”

林乘鹏也透露，他们与上海航天探维联合出品的一部中国空间站主题影片《筑梦天宫》，投入200多万元，目前销售额仅100多万元，预计需要两三年才能勉强收回成本。

此外，成熟的影视产业已探索出从“票房依赖”到“全链掘金”的转型路径——一个IP可衍生出游戏、电商、线下娱乐等多种形态。但天文科普内容普遍止步于“观影即结束”。数据显示，中国影视IP收入约90%依赖前端内容，衍生品收入仅占10%。

“纯靠情怀和公益难以持久，必须引入商业化机制，让从业者能养活自己。”阎为国呼吁道，成熟的国际经验表明，科普产业要想可持续发展，不能只靠政策扶持和公益输血，更需要打通从内容生产、渠道分发到IP长尾变现的商业闭环。

行业呼唤融合

“融合共创，推动天文科普事业高质量发展”——这是2026年天文科普创新发展研讨会的主题，也正在成为行业未来的主旋律。

如何让融合共创从理念走向现实？张伟认为，应由大型天文馆联合天文台、高校，将前沿科研成果转化为科普展项，先在大城市落地，再通过巡展输送到基层场馆。“这或许是解决基层‘有场地无内容’问题的一剂良方。”他说。

西藏自然科学博物馆研究部副主任罗松拉姆，分享了高原天文科普跨区域协作的实践思路：“西藏平均海拔较高，区域光污染程度低、大气观测条件优良，多数区域夜间可清晰观测银河景观。但受地域、交通条件限制，内地群众难以亲临高原实地观星。我们正在探索与内地大型天文场馆开展联动合作，依托数字传输技术开展线上星空直播观测活动，配套邀请行业专家同步开展线上科普讲解，以此拓宽高原天文资源的科普传播渠道，提升天文科普内容的覆盖面与传播效果。”

林潇则将目光投向身边，她注意到：北京天文馆是全国首家大型专题馆，天津科技馆是首个使用数字天象仪的场馆，河北科技馆则是具备天文馆功能的大型科技馆。在她看来，三地完全可以联合发力，共同开展“天文节”、天文科普教师培训等活动，让北京优质的天文展览资源和课程跨越行政区划的边界，向天津和河北“流淌”。

场馆间的协作能够打通空间壁垒，但要让科普内容真正“活”起来，还需向产业链的更深处掘进。

在IP开发层面，张伟认为，眼下天文科普内容的获取，大多依赖场馆自制或国际、国内市场采购，本质上还是一种零散的“自发行为”。他呼吁，必须由有实力的单位担纲，主动联合相关科研机构，去挖掘那些沉睡在科研工作中的高质量素材。“在产出优质产品的同时，还要建立起制作的行业标准，实现从‘单馆作战’到‘行业协同’的跨越。”

针对科学影片投入大、回报周期长的困境，傅若清提出构建“科学院线”，形成统一的科普影片发行放映网络，打破现有科教场馆分散采购的局面，以规模化市场驱动产业良性循环。

在“软件”攻坚的同时，“硬件”的秩序也要重塑。各地场馆建设水平参差不齐，天文馆必须建立起统一的标准体系，“告别‘盖个圆房子’的粗放模式”。比如，以北京天文馆为代表的行业标杆，正致力于推动设施配备、人才配置等方面的行业标准，为各地新建场馆树起科学的航标。

产业链条延伸，需要社会力量的深度参与。破局的关键，在于“国家队”与民间力量的相向而行。在冯克东的构想中，“专家负责输出核心理论，自媒体人则承担通俗化的二次创作与解读，让普通民众既能看懂、也愿意听”。

冯克东相信，若有政策搭台、机制铺路，让双方互为补充，市场空间将豁然开朗，尤其在面向儿童的天文教育领域。去年，一家天文馆邀请他参与线下活动，他用与讲解员截然不同的方式去讲述，孩子们听得投入，传播效果明显提升。

“这正是互补的价值所在。”冯克东说，“通过线下活动实现引流，民间科普力量能与官方场馆形成合力，获得可持续的发展动力。”

针对师资匮乏的痛点，跨区域的师资培训正在常态化开展。北京天文馆已组织多期全国天文教师培训，累计为全国30多个省市培养了超千名教师。在高等教育端，近十年开设天文学本科专业的高校有所增加，其中既有清华大学这样的顶尖高校，也有贵州师范大学这样的师范类院校，学科版图持续扩展，专业科普人才的蓄水池正在扩容。

正视天文科普“成长的烦恼”，以融合共创的切实行动去填平横亘的鸿沟，那片我们共同仰望的浩瀚星空，终将成为每一个中国孩子触手可及的梦想。（陈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