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自我觉醒与乡愁深耕——张伟锋诗集《宽阔与冥想》读札

　　从历时性的维度回望张伟锋的诗歌创作轨迹，《宽阔与冥想》无疑是其创作生涯中一次有意义的突破。相较于早期诗集《空山寂》《月亮下的佤山》，这部新作在叙事视角、情感内核与文化意蕴上实现了多方位的跃迁，诗人正在从“自然的描摹者”向“自我的言说者”“乡愁的深耕者”转变。

　　张伟锋的诗歌始终带着边地佤山赋予的独特气质——对人与自然共生关系的深刻体悟，以及将人类视为自然界平等一员的秩序感。这种特质在其创作中一以贯之，成为他区别于其他边地诗人的鲜明标识。如《一个人在山野》中所写：“一个人，在香格里拉的山野/从早晨走到黄昏”“我是一个完整的我，游走在苍茫的天地间”。诗句中只有对自然的敬畏与融入，这种对生命本质的通透认知，是张伟锋诗歌最突出的优势。

　　前期《空山寂》《月亮下的佤山》等诗集，虽在自然描摹上展现出较高的审美水准，却也存在明显的局限。这几部作品以山水、景色、植物、自然为核心书写对象，字里行间满是“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的空灵意境，语言精致、画面感极强，如同一幅幅流动的边地山水画。但通读下来，却不难发现其中的问题——诗人的主体“我”始终处于缺席或模糊的状态，仿佛一个隐形的观察者，只专注于记录自然的壮美与静谧，却少有自我情感的投入与生命体验的注入。诗歌中的自然景观固然美得纯粹，却缺乏与人类生命的深度联结，导致作品“美则美矣，意蕴不足”。这种感受并非个例，评论家师力斌在《远行的河床》序言中便精准指出：“在张伟锋的诗中，美多存于自然，存于山川大美、草木自然，人美而飘忽易逝。”这一评价切中要害，早期作品中的“人”往往是自然景观的点缀，而非情感与思想的承载者。

　　《宽阔与冥想》中，诗人有意识地在突破这一困境，首先是诗人主体“我”的鲜明登场。在这部诗集中，“我”不再是隐形的观察者，而是成为诗歌的核心，贯穿于诸多篇章之中，赋予作品强烈的个人色彩与生命温度。在《在陈家窝河》中，“我”与自然景观、故人记忆产生深刻联结：“核桃树的旁边/出现了一个佝偻着的老人，他使我想起/多年前的故人——我们看不见彼此/不知道，是否都活着”。这里的“我”不再是单纯的看风景的人，而是通过眼前的老人触发对故人的思念与对生命存续的追问，“我”成为印证故人彼此活着的精神纽带，让自然景观与人类情感相互交织，生出沉甸甸的意蕴。

　　在《佤山的星空》中，“我”的存在更具哲学意味：“抬头望星空/我是琐碎的沙砾，接受他们的俯视/我是背负贪嗔痴的凡人/渴望得到它们的指路和提醒”。诗人将“我”置于浩瀚星空之下，以渺小的个体与永恒的自然对话，既展现了对自我的清醒认知，也流露了对生命意义的迷茫与追寻，“我”与星空相互印证存在，让诗歌兼具个人体验与宇宙情怀。此外，在《山间小径》《暮色中的村庄》等篇章中，“我”或行走于山野，或凝望故乡，每一次出现都带着鲜明的情感与思考，使得这部诗集从摹物抒情转向言志抒怀，实现了从无我之境到有我之境的跨越。

　　“我”的觉醒与登场催生了全新的情感内核，既真实而隐秘的乡愁。乡愁并非简单的怀旧情绪，它的生成需要地理上的远离、时间上的沉淀与文化上的疏离，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下的情感结晶。许多诗人笔下的乡愁往往流于表面，缺乏真实的生命体验作为支撑，成为悬浮的伪乡愁。而张伟锋的乡愁，却有着坚实的现实根基与深刻的文化意蕴。作为佤族诗人，他的故乡在临沧佤山，那里的山川草木、民俗风情、文化基因早已融入他的血脉。后来，他从临沧迁至昆明，这种地理上的位移，不仅是空间距离的拉远，更是心理与文化上的双重疏离。昆明作为省会城市，代表着更现代、更多元的文明形态，与佤山相对传统而悠远的边地文化形成鲜明对比。这种文化语境的切换，让张伟锋深刻地感受到自己与故土之间的隔阂，那个承载着童年记忆、民族传统的佤山，逐渐成为“回不去的故乡”，乡愁也由此在他的心中悄然滋生。

　　张伟锋的乡愁并非直白的呐喊与倾诉，而是呈现出隐秘、内敛的特质。在《乌木龙的傍晚》中，这种隐秘的乡愁尤为动人：“请替我珍藏好乌木龙的山和水/我会在此后的很多年里，无法抵达这里”。“无法抵达”，写出了诗人与故乡之间的距离，二者之间不是地理上的遥不可及，而是心理与文化上的难以回归。乌木龙的山和水是故乡的象征，而“珍藏”二字则流露出诗人对故土的珍视与眷恋，那种想要靠近却又无法抵达的无奈与怅惘，正是乡愁最真实的模样。

　　在《打马卡》中，乡愁以更细腻的方式呈现：“多年之后/再次经过这个地域，我遇见/一片等待收割的玉米，在山梁上/摇头晃脑，枝叶在簇拥中/发出的声响。这时/我很想说几句话，却突然发现/身边没有人”。诗人回到故乡的地域，眼前的玉米地依旧是记忆中的模样，但物是人非，曾经熟悉的人早已不在身边，想要倾诉却无处言说。这种孤独感并非单纯的无人陪伴，而是源于与故乡的精神隔阂，当诗人意识到自己在故乡已成为异乡人时，那种深入骨髓的乡愁便油然而生。此外，在《故乡的风》《旧屋》等诗作中，乡愁渗透在每一个意象之中，风是故乡的信使，旧屋是记忆的载体，每一处描写都饱含着诗人对故土的思念与对“回不去”的怅然，这种黏稠而深沉的情感，让《宽阔与冥想》具备了此前写作中诗人不曾具备的情感厚度。

　　这部诗集中的乡愁，不仅是个人情感的抒发，更蕴含着深刻的文化意蕴与身份认同的困惑。对张伟锋而言，回不去的故乡不仅是地理意义上的临沧佤山，更是心理意义上那个承载着纯粹佤族文化的原乡。随着时代的发展与现代文明的冲击，佤山的传统文化也在发生着变化，许多传统的民俗、技艺、生活方式逐渐消失，那个曾经滋养他的文化原乡，早已不是记忆中的模样。这种文化上的变迁，让张伟锋的乡愁更添了一层无奈与沉重。他在诗中书写佤山的星空、山野、村庄，既是对地理故乡的思念，也是对传统文化的回望与眷恋。每一次对故乡的描摹，都是对自身文化身份的确认；每一次对乡愁的抒发，都是对民族文化根脉的坚守。这种乡愁中，既有个人命运的感慨，也有对民族文化传承与变迁的思考，让诗歌的意蕴更加丰富多元。

　　乡愁是一种强大的创作动力，它将推动诗人在与外部世界的碰撞中不断深化对自我、对故乡、对民族文化的认知。从历时性的角度来看，张伟锋的创作已经完成了从描摹自然到书写自我再到深耕乡愁的进阶，而要实现进一步的突破，他需要一次更大规模的“出走”——不仅是地理空间上的远离，远离佤山、远离昆明，甚至远离云南，更包括文化语境与生命体验上的拓展。

　　张伟锋诗中的乡愁还带着近乡情更怯的羞涩与克制，这是难得而美好的。当他经历了更大规模的“出走”，拥有了更广阔的视野与更丰富的生命体验后，他对故乡的认知必将更加深刻，他笔下的佤山将不再仅仅是地理意义上的故乡，更会成为承载着民族精神、文化根脉的象征；他书写的乡愁，也将不再仅仅是个人的情感抒发，更会成为对边地民族文化传承与变迁的深刻反思。那个来自佤山的诗人，会在与世界的不断碰撞中，重新确认自己的身份与故乡的价值，创作出更具民族特色、更富时代意义、更有思想深度的作品。（童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