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学校有“盲盒书” 书店把展台搬进菜市场 社区将杂书馆搬到家门口

昆明 阅读正成为一种公共生活

新书分享阅读活动 昆明璞玉书店供图

作家领读活动 老昆明杂书馆供图

家长参与亲子阅读活动 新迎二小供图

2月1日，《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这是我国首次从国家层面为全民阅读立法，标志着阅读推广从长期倡导走向制度保障的新阶段。

阳光透过玻璃顶洒在摊开的《史记》上，走廊里安静得只听得见翻书声。书架上的“盲盒书”悄悄在26个班级间漂流；书店把展台搬进菜市场，市民拎着菜篮子的手也能顺势拿起一本书……近年来，昆明多所学校及教育机构已悄然开展了“如何让阅读从少数人的坚持变成多数人的日常”的社会实践。

校园里

把阅读做成“日常系统”

2026寒假前夕，盘龙区新迎第二小学大队辅导员李媛媛正在整理一批“漂流日记本”。这些日记本随书籍在各班级间流转，记录着孩子们的阅读轨迹和思考片段。“书不动，就是纸；书流动，才是阅读。”李媛媛这样解释学校的阅读哲学。这所小学构建了一个“1馆1廊26角”的立体阅读网络，让5万余册藏书真正流动起来。

在该校开放式图书馆里，学生刷卡即可借阅，书籍通过班级轮换、学生捐赠、个人借阅等方式持续流动。据统计，2025—2026学年度上学期，全校完成5720次图书流转，学生人均月阅读量达3.2本。

这种流转不止于校园。该校通过亲子共读倡议和阅读打卡，让书籍在家庭与学校间形成闭环，阅读从个体行为扩展为社群实践。学校还成立了由教师和家长组成的读物审核小组，对入校图书进行筛选。近年来新增图书中，家国情怀、科技创新和传统文化类图书占比显著提升。“我们希望孩子通过系统阅读，建立清晰而稳固的价值坐标。”李媛媛说。

西山区书林二小福海校区，阅读则被写进作息时间表：每天15分钟晨读、30分钟午读，每周阅读时长不少于210分钟。该校教科室主任高志玲认为，“阅读习惯一旦稳了，其他能力的提升才会水到渠成”。

书店里

让阅读融入日常生活场景

下午3时许，阳光斜射在昆明璞玉书店标志性的大台阶上。学生散坐其间阅读，亲子馆里传来轻声讨论，游客在“昆明记忆”主题书架前驻足翻阅。

“书店不只是卖书的地方。”书店主理人、店长刘帅说，“它应该成为城市的文化节点，让阅读融入日常生活的各个场景。”璞玉书店每年举办百余场阅读活动，从新书分享到作家对谈，从经典共读到公共议题讨论。2025年“昆明阅读生活节”期间，他们还尝试把书搬进菜市场，让市民体验“左手菜篮子，右手书卷香”。

此外，该书店举办的绝版书展展出了近300本云南稀缺绝版书，让地方记忆重新进入公共视野，不同人群都能在这里找到适合自己的阅读方式。不仅如此，璞玉书店的空间设计也围绕“阅读友好”展开：深度阅读区配备台灯和舒适座椅；亲子馆从儿童视角设计；大台阶既是阅读区，也是公共活动场域。

社区里

将阅读搬到居民家门口

在昆明棕树营街道六合社区，一处名为“老昆明杂书馆”的公益空间，正在把阅读搬到居民家门口。

老昆明杂书馆创立于2017年，“杂书馆”的“杂”，并非随意混搭，而是有意识地强调多元融合。馆藏以滇版图书为主体，包括云南人写云南、外地人写云南，以及云南出版社的专业出版物，同时引入老物件、画片、影像等非书文献，形成“书+物+史”并置的地方文化呈现。

与大型公共图书馆或商业书店不同，老昆明杂书馆刻意降低进入门槛：不预约、不办证、开架取阅、即时获取。对不少社区居民而言，这种“抬脚就到、翻书就读”的便利，恰好补足了公共馆藏在距离、检索与调阅周期上的现实限制。

馆长戈捍说，如今馆内藏书量约50000册，上架书约3400册。“我们并不追求‘综合性大全’，大量云南主题图书仍在等待筛选上架，‘不求多、只求准’是杂书馆长期坚持的内容策略”。

自2023年7月起，杂书馆启动的“领读者”计划，已邀请20多位作家参与，累计开展约170场领读活动，涵盖读书会、亲子共读、剧本围读、作家分享等多种形式。“整体来看，我们年均举办各类活动约200场，不仅覆盖昆明百余个社区，也走进约50所中小学，还在多级公共图书馆与博物馆等文化场所持续开展。”戈捍说。

现实的问题

面临一项普遍而隐性的挑战

尽管机制不断创新，阅读推广在现实中仍面临一项普遍而隐性的挑战。高志玲坦言：“部分家长仍将阅读简单等同于成绩提升工具，对长期陪伴阅读缺乏理解和耐心。”这种期待，与《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所倡导的“培养终身阅读者”目标，存在明显偏差。

针对这一现象，云南及昆明地方史学者詹霖在解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时指出，阅读的本质并非短期回报，而是一场连接自我、历史与世界的精神旅行。在他看来，当阅读被要求“必须有明确回报”时，真正被削弱的，恰恰是阅读最重要的价值。一本书是否“有用”，并不取决于是否覆盖了多少知识点，而在于它是否激发了思考、触动了情感，或促使读者重新理解自己与世界的关系。

因此，在校园阅读环境中，更关键的问题不是“读了多少”，而是“读什么”“为何而读”。只要一本书能够打动人、引发联想、促成理解，它就已经完成了自身的使命，无需被附加过多功利指标。

转变的关键

重新理解阅读的社会价值

《全民阅读促进条例》的实施，标志着中国全民阅读事业进入法治化、规范化新阶段。条例从阅读空间建设、服务供给、重点人群保障等方面，系统构建起全民阅读的公共框架。

昆明的实践为《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落地提供了区域样本。校园通过机制让阅读成为日常，书店通过空间重塑公共文化场景，社区通过低门槛实践把阅读送到居民身边。都指向同一个目标：让阅读从私人领域走向公共生活，从文化倡导变为社会基础设施。

詹霖认为，这种转变的关键，在于重新理解阅读的社会价值。阅读不仅是个体获取知识的方式，更是城市文化得以传承的重要媒介。通过阅读，人们得以进入城市的历史层次，理解地方显性与隐性的文化脉络，从而与生活的土地建立更深层的连接。而《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所要完成的，正是为这种阅读提供制度支撑：让阅读空间可及、内容可得、参与可持续，使“阅读”成为一种稳定存在的公共产品。（记者 王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