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当谈论禁用手机时，我们在害怕什么？

　　近日，“陕西高一学生带手机被停课一个月”上热搜。

　　据报道，陕西柞水中学一名15岁的高一学生因在宿舍存放手机，被学校停课一个月。家长多次请求提前复课被学校拒绝。该校学生反映，还有多名同学因类似原因被停课。学校称此举为执行管理规定，柞水县教育局工作人员则回应，学生带手机违反学校规章制度，要受到相应惩罚，“学校有这项规章制度存在，不说完全正确，但有一定的合理性”。

　　对于中小学生手机管理，你怎样看？

　　也许我们已经习惯将手机视为“敌人”了。

　　因此，不少学校都曾上演过教师没收手机与学生偷藏手机的“猫鼠游戏”。学校里的手机管理从来没有一个确定的公式。过去的一年，我曾在不同的现场目睹了学校管理者对手机管理的不同态度和做法。综合来看，不同的方法源自对手机管理的不同认识。

　　一是敢于让孩子“与危险共处”，让信任发生于管控之前。

　　这一点，我想说说在丹麦的见闻。2025年10月初，当“丹麦拟禁止15岁以下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的新闻在国内刷屏时，我跟随安徒生教师奖获得者考察团刚好在丹麦考察。一天早晨，在餐馆用餐时，我目睹了两个小男孩身子挤在一起正在玩手机、刷短视频。这一幕与丹麦首相此前所呼吁的“手机偷走了我们孩子的童年”形成了一个呼应，似乎印证了社会对手机的担忧。然而，在随后学校的走访中，我们却看到了管理者截然不同的应对逻辑。

　　在一所寄宿学校我们了解到，学生在学校可以带手机，但校方规定，吃饭和睡觉时不可使用手机，“因为宿舍是休息的地方，而吃饭是同学交流的最佳时刻”。该校校长认为，投入聊天、享受午餐本身就是一种幸福。如果说我们的传统是“食不言”，丹麦人则把餐桌视为面对面沟通的重要载体。

　　“会有学生偷玩手机吗？”我问当地的校长。

　　“当然有，他们还以为老师不知道。”校长坦然答道，“但老师不会严厉批评，更多是引导，让他们明白来学校是为了学习。”

　　在一间初三年级的教室听课时，我们发现学生在上课前会将手机放进教室门口一个叫“手机银行”的盒子里，放学时学生取回手机，然后一一与教师握手道别。

　　面对手机，他们没有选择简单的“一刀切”禁用，而是走上了一条更艰难却更具建设性的路，那就是“在限制中使用，在信任中引导”。当许多学校还在为“没收手机”与“手机入校”争论不休时，丹麦这种模式为我们提供了“后手机管理时代”的一种想象。这里没有激烈的收缴与反收缴冲突，没有师生之间的“猫鼠游戏”。陪同我们考察的丹麦北菲茵民众学院前院长蒙根说，“丹麦不是禁止，而是限制”，这其中的分寸感正是管理的艺术。高明的管理是可以把信任安放，然后做正向引导。

　　其实，谁都知道信任很重要，区别在于是否能让信任发生在管控之前，在一个个具体的“信任”行为中慢慢建立起“信任”文化。

　　二是敢于让孩子“与诱惑同在”，让教室里“长”出规则。

　　当不少学校将手机视为洪水猛兽而严格管理时，河南省新密市青屏高中却经历了从“砸手机”到“用手机”的反转。学校曾禁止学生入校后使用手机，也发生过一名学生一周内被没收3部手机甚至销毁手机的事件。当然，销毁手机背后是学校与学生及家长达成的事先约定，如屡教不改后自愿接受的处理方式。然而，校长王建华逐渐意识到，这种“堵”的模式并未根除问题，于是在刚刚过去的一年里，青屏高中对手机的态度发生了转向。在王建华看来，工具本无善恶，关键在于如何使用。当管理沦为“堵”和“禁”，学生就会用“逃”和“躲”来回应。“与其绕着手机走，不如迎面拥抱手机”。于是，学校开始了一场大胆的实验，不再禁用手机，而是让学生自己制定规则：什么时候可以用手机，怎么用，违反规则怎么处理？学生一一列出了清单。有些规则很有意思，比如违反一次规则3天不能使用手机，每月开展一次公约执行讨论会……学校先从一个班级开始尝试，没想到一个月下来，不同班级的学生都主动与教师协商制定规则、申请使用。如今，在青屏高中，手机已成为重要的学习工具。不少学生说，在手机使用方面提高了自我管理的能力，手机成为重要的学习辅助工具。而且，学校AI赋能学习的轻量化模式具有低投入、低风险、高响应效率的显著优势。

　　其实，选择即负责。选择使用手机就要对这一行为负责。遇到危险和诱惑，不是给孩子营造一个真空地带，而是敢于让孩子与危险和诱惑共舞，正如有人说的，“在有风雨的路上，只有孩子学会自己撑伞，才能走得稳健”。

　　如果说比“禁止”更高维度的管理是“信任”，那么让学生懂得何时该拿起、何时该放下，便是引导他们真正成为手机主人的教育实践。

　　因此，无论是丹麦的“限制中使用”，还是青屏高中的“公约中使用”，其本质是将管理的二元对立转化为教育的契机。最终，我们赢得的不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而是让学生学会与工具共舞，成为更加清醒自主的人。（中国教师报记者 褚清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