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中国科技和文学走向世界 与成都这座小楼有关

在人民南路三段与小天竺街的交界处，有一座中西合璧风格、砖木结构的二层楼房。车流不息，人来人往，谁也不曾为它驻足留步，矗立在高楼广厦中的小楼仿佛是一个被时光遗忘的角落。其墙面上挂着一块不起眼的汉白玉牌——“成都市历史建筑 华西协合大学文化研究所旧址”，却昭示出它不平凡的身世。

77岁的著名成都作家谭楷带我们走进这栋小楼，这栋楼的历史娓娓道来。谭楷的父亲毕业于华西协合大学经济系，并留校任教。1952年至1958年，谭家就住在一楼。在他的中学时代，就在这栋小楼里如饥似渴地阅读着中外名著……60多年后，谭楷回家了，激动的心情令他的眼眶有些湿润。

一楼四户皆泰斗 李约瑟曾是房客

天竺园是上世纪华西坝内一片院落的统称，现存的华西协合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旧址是仅存的最后一幢。

上世纪三十年代末，在抗战全面爆发之际，华西协合大学和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齐鲁大学、燕京大学的师生汇聚华西坝，这就是著名的“五大学”时期。由于住房紧张，许多知名教授都比邻而居，虽然条件简陋，学术气氛却非常浓厚。当时这栋小楼便入住了四户人家，这四户人家的主人，正是中国学术界四个不同领域的泰斗。

楼房左侧一楼，居住的是时任华西协和大学生物系系主任的何文俊；左侧二楼住着中国经济学、会计学家杨佑之，他是第一个在四川讲授高等会计学的教授、马寅初的嫡传弟子；

（杨佑之全家合影）

右侧一楼居住的是华西协和大学中文系教授兼主任、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闻宥；

（闻宥）

右侧二楼居住的是著名语言学家、《现代汉语词典》的主编吕叔湘。

（吕叔湘全家合影）

这栋楼堪称当时成都最顶端的学术圣殿，“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中外学者名人往来其间。

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曾在何文俊家中住了一个多月，他不仅在此练习汉语口语，还结交了罗忠恕等很多中国知识界的精英。李约瑟曾在日记中记录了何文俊带他到成都祠堂街淘书的往事：“书单上的书都买齐了（例如，中国数学史、天文学史、道教史、炼丹术史等）。九大本书只花了477元（记得两人吃一顿丰盛的晚餐就要花100元以上）。星期六举行了盛大晚会，36位来宾都是我在这里见到过的重要名人。我们聚集在南门万里桥附近的“枕流”餐厅，晚会无疑十分欢快。”

何文俊、罗忠恕等人的帮助，为李约瑟后来撰写《中国科学技术史》打下了基础。

（李约瑟、罗忠恕与何文俊夫妇合影）

陈寅恪“小巫见大巫” 闻宥创立中国文化研究所

这座楼为何被冠以“中国文化研究所”的名头呢？这还要从闻宥说起。闻宥17岁便崭露诗才，成为名满天下的南社成员。他具有极高的语言天赋，通晓英、法、日、俄语，以后又研究西南少数民族语言：藏语、彝语、壮语、羌语等，还精于金石书画鉴赏，是西南地区铜鼓研究的先驱。

1940年，华西协合大学校长方叔轩实施“名教授计划”，闻宥受聘中文系系主任。来到华西坝后，他着手创建中国文化研究所，聘请的研究员全都是一流的专家学者，其中有元史和西北民族史专家韩儒林。

（韩儒林）

中国天文史研究的主将和先驱刘朝阳，中国第一代体质人类学家刘咸，发掘并研究殷墟的甲骨学家、后任中央研究院院士的董作宾。

（董作宾）

被誉为中国的“非汉语语言学之父”的李方桂、中国美术史家滕固等。

（滕固）

住在闻宥楼上的吕叔湘也是该所研究员，他不仅是《现代汉语词典》的主编，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的语文顾问。

1943年，中国文化研究所又迎来了一位文化界泰斗，他便是被北大教授傅斯年誉为“三百年来第一人”的陈寅恪。在共事的短短一年光阴里，闻宥和陈寅恪互为知己，情谊深厚。陈寅恪赠给闻宥的诗中有两句：“君化无用为有用，我以小巫见大巫。”可见他对闻宥学识的欣赏。

（陈寅恪全家合影）

当时住房紧张，闻宥从自己住宅的四个房间中挤出三间，作为研究所的办公地点。成员们常常聚在此处翻阅古籍、讨论学问，有时还会通宵达旦。其他三户人家从未对此表达不满，反而时常热心地送来一些菜和点心。那个年代的物质条件无疑是艰苦的，但大师云集的天竺园，却是令现代人神往的学术圣地。

马悦然在此拜师 闻宥为其改名

1948年，一位名叫马可汗的年轻人慕名来到天竺园闻宅。马可汗是瑞典著名汉学家高本汉的学生，学了两年的中文后，来到四川考察方言。到了成都，他慕名拜访闻宥，两人建立起亦师亦友的友谊。

（马悦然与成都妻子陈宁祖）

闻宥告诉这位瑞典小伙子，他的名字并不受中国人喜欢，因为“可汗”是对古代北方游牧民族首领的尊称，对于饱受异族侵略之苦的汉人来说，这个名字的寓意并不好。闻宥根据其瑞典名字发音，取了“马悦然”三个字送给他。马悦然非常喜欢，后来这个名字伴随了他的一生。

（2007年马悦然回成都，与老友流沙河、车辐相聚，成都日报报道版面）

多年以后，诺贝尔文学奖评委马悦然回忆起在成都求学的情景：“他当时的年龄已足以做我的父亲，而从我们友谊一开始，他的确像父亲一样引导着我沿着艰难的学术研究之路前进。我一直非常感激，是他耐心的指导和智慧的启迪，激发了我对四川方言语音系统的兴趣。我感到极为荣幸的是，我的第一篇研究方言学问题的论文发表在闻宥教授主编的《华西协合大学文化研究所集刊》……正是这位老朋友的引领，我才真正领略到中国古汉语音韵和古典诗歌之美。”

1985年9月27日，闻宥与世长辞。马悦然撰文追忆恩师：“真正的友谊是珍贵的礼物，跨越年龄，地域障碍的友谊更是稀世之珍。” “从第一次见到我亲爱的朋友闻宥教授至今已有40年过去了……我将永远珍藏这位老友的记忆，他是一个伟大的学者和最好的人。”

2004年马悦然出版《另一种乡愁》，表达了对闻宥先生永远的思念，书中有一张照片是1949年他在天竺园给闻宥拍摄的。

2019年，95岁高龄的马悦然仙逝，这张老照片成为这段珍贵友谊的见证。

那天，谭楷站在文化研究所旧址的台阶上，对我们说：“那张照片就是在这里拍的……”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我们望去，在走廊幽暗处，仿佛看到那段隐匿于历史中的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