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海叙事——俞晓夫、罗江、周刚学术交流展”于2024年12月1日在云南省美术馆开幕。作为2024年昆明本地备受学界关注的学术交流展，本次学术交流展共展出了3位艺术家百余件作品。笔者最近前往展览现场细致观摩，体验到了这些作品多样的艺术魅力和文化深度，深感画家们受其所在地独特文化风貌的影响至深，用画笔下的人物联结起自己对历史的观照，对乡土的思绪和对劳动人民的情感。这些带有不同风格和叙事方式的画作联结成一条纽带，越过了“山”和“海”，向我们诉说着一件件关于艺术家与画中人，历史与地域文化之间的故事。

先看画家俞晓夫的作品。围绕着历史画应当“如何表现历史”这个问题，画家尝试了诸多不同的叙事方式作为回应。以《我轻轻地敲门》和《共和国的殉道者宋教仁先生遇刺》为例，两幅绘画的空间布局、人物的姿势，包括视线引导的焦点，都有历史画的视觉范式。但不同的是，《我轻轻地敲门》的空间叙事是“虚”的，它的表现是具有私密性的，而《共和国的殉道者宋教仁先生遇刺》，则是还原了历史事件中的刺杀场景，是“实”的，具有宏大叙事性。细看《我轻轻地敲门》，画中人物为上海画派四杰，从近到远分别是任伯年、吴昌硕、虚谷和蒲作英，四位画家同处于一个似是“中西合璧”的房间中。在清末民初动荡的社会背景下，对变革的诉求和对风骨的坚守同时深烙在有志文人们的心中，因此这样“中西合璧”的生活对他们而言或已是日常：一边喝着咖啡，一边挥笔淋漓丹青。这幅画又很像一张老照片，四位绘画大师面部细致写实，穿着简朴甚至略显寒酸，在画中围绕木桌或坐或立，侧身错落，人物同地上的猫的目光都汇聚在观者的位置，如画家所言，猫的回眸正决定了这幅画的名称——轻轻地敲门，仿佛我们在观画时推开了一扇能带我们回到过去，回到海派四杰常常聚集探讨自己的画作的那个房间，在你推门进去以后，他们共同回眸，对着熟悉的你说了一句：“你来啦。”画家像是拾起“历史的碎片”，来对这个场景进行“还原”，显得画笔下的上海画派人物是那样的真实。俞晓夫反复穿梭在资料与过去的画作中寻找历史的痕迹，其最想获得的，也莫过于能守得四位之传承、创新风格于自我的、个人的这一历史回眸吧。

另一幅《共和国的殉道者宋教仁先生遇刺》尺寸较大，需远观才能纵览。画面中心是已经遇刺的宋教仁与扶着他的士兵与护卫，画面最前端空白处的地板被涂刷成了模糊交融的灰白色，这个区域与后面的红色旗帜形成对比，造成一种动态模糊的轻微错觉，进一步压缩了人物所处的画面空间。画中人像是将观者围在了画面中心位置，所有人的目光聚焦在中心点上，如同漩涡一样将观者“吸”进了当时上海火车站的现场，而在前有士兵抵挡、后有鲜红旗帜飘扬的中间，紧张感呼之欲出：宋教仁不可进，亦不可退，他就要摔倒了！如此强化冲突感张力的布局，将绘画内容表现得酣畅淋漓，无疑使得整幅画蕴含强烈的戏剧性。目光坚定的守护者，警惕周围人物的士兵，拉动警戒线的工作人员，惊慌的市民，每个人都处于模糊的动态当中，混沌与运动的张力仿佛能带人回到悲壮的历史当中。画面最前方、胸前戴有勋章的高级军官似乎在试探着向前疾走，又像是一种空间侵入，从而将画面已营造起的饱含戏剧性张力的舞台氛围顺势突破，亦将观者的思绪引向其中：“我们”之中谁是凶手？如此一来，观看的过程似乎也如倒叙一般回到历史当中——毕竟刺杀宋教仁的凶手，一直没有明确的调查定论。

在这“虚”与“实”之间，历史画的含义似乎已经超越了还原历史这样的叙述与表达：它可以是宏大的，也可以是个人的；可以是动态冲突的，也可以是平静如水的。

我们暂时将目光从“海派”的历史叙事转到“山中”人物的叙事，来看罗江的水墨人物。以两幅哀牢山系列画为例，两幅画均为湿画与干皴相结合，以简洁的粗笔线条勾勒人物轮廓特征之后，再将衣饰少量填充晕染赋以朱、黑、青三色。在这组人物画中，人物面部、衣饰等有诸多留白的空间。以左边抱小孩的妇女画像为例，对比细看这些人物衣着、面部留白的空间，可发现这些留白同时还充当了描绘光线亮面的效果，与之对比的是朱黑二色作为阴影面。作品以哀牢山为名，在哀牢山高原山脉强烈光照的自然环境下，长期在户外顶着烈日劳作的人们皮肤多呈现红黑色，画中的妇女与怀中的小孩皮肤颜色可能因此更显突出，也有可能是因为夕阳将红晕洒在了他们身上。一边留白一边以朱红与黑色的晕染，在画中竟然显得如此协调一致。画中人在此刻静默，但画家留在纸本上的阴影与留白却有着悄悄诉说千言万语的魅力。

相比《哀牢山系列画》而言，《二等座》的人物细节描述又有不同之处：在线条上多用黑色反复勾勒，就像是铅笔画速写的线条反复“行走”在整幅作品当中。这幅作品的背景叙事更为特殊，其描绘的是两位穿少数民族服饰的女子在高铁座位中的模样，每位人物都标注了姓名。画面左边的女子靠近高铁玻璃窗，窗下摆放着标有“云南”字样的矿泉水，以及几个红绿色的石榴，窗上映着远处的高山，擦拭般的线条看得出列车正高速行进。在这幅作品当中，叙事的结构似乎与以往相比显得大相径庭，它没有表现这些人物正在放牧、在集市中兜售农产品，或是正在田地里干活，而是将现代化的交通工具直接描绘为绘画背景，同时保留了人物的民族特色——即衣着，以及人物的面部特征。

在这些水墨人物画中，虽然画家对光线、阴影的手法有变化，对水墨的颜色、行走痕迹也有变化。透过这些形态迥异的水墨人物，他们脸上似乎也有着同样的民族印记。这正是画家对于云南这片土地的痴情，在创作上亦是“民族”与“传统技法”的结合，它像一条线一样，穿梭并连贯着画家对“山海”的抒写。

画家周刚笔下经典的矿工人物画像在展览中作为一个系列展陈，许多观众为之驻足。我们似乎可以看出，画家在描绘这些单人画像之前或之后，一定与主题人物交流过，这些痕迹暗藏在了画中人物的细节之处。以《雄山沟里矿工杜海国》来说，可以看到人物轮廓有一条隐隐细细的铅笔线大致绕过了人物头顶，尤其是安全帽的位置，而人物面部、衣着却几乎看不到铅笔轮廓。画家以非常纯熟的技巧将水彩颜料晕染，并将安全帽下的眼睛晕染得与帽子颜色一致，这在表现人物面部特征的同时，水彩的颜色也充当了部分光线阴影的作用。人物袖肘处有明显的水痕，直观地指向了矿工不断摩擦乃至有破损的工作服。我们可以感受到在矿场中艰苦的条件，但矿工的眼神却异常坚毅，似乎可以看穿画布直接与观者对视，又像是打开了现实这道门，联通了观者和矿山现场。再看三联画《岁月如金》，6位人物两两分布在三张画布上，面部特征没有细化描写，仅有细致勾勒的人物轮廓与面部光线带来的阴影。矿工们都因矿场环境而面部黢黑，难以分辨五官特征，但在极少的眼睛“留白”中，却仿佛可以看到他们平静的眼神，以及在这平静的内心下反映出的简单与朴实。虽是系列画作，但画家对人物的描绘却是各异的，模糊与真实并置，似是一人，又像一群人，艺术形象的个性与典型在此密集交织。

当看到画家描绘的陕北、新疆等地的人物画时，这种感觉依旧“似曾相识”。在《陕北老汉张守买》这幅画中可以看到一个五六十岁的老者，披着外套坐在两张桌子之间，桌上有茶壶与蒸屉，略显拥挤。虽然脱离了写实的描绘，但也可看出是在陕北等地厨房中的场景。画家用极粗的线条勾勒老者身形，在面部晕染了土黄、粉红、赭色、绿色四种颜色，由上到下描绘出了陕北人特有的晒得红黑的皮肤颜色，同时用绿色突出了老汉的胡茬，再简单勾勒老汉耷拉着的眼睛，看似随意却凸显细节。

观众可能会发现矿工与老汉之间的某种难以言喻的相似之处。周刚本人生于并成长于陕西，对这片土地怀有深厚的情感。在讨论本土现实主义时，他强调要表现中国人与自然的特有关系，通过真情实感创作出有生命气息的作品，这催生了他的矿工系列。画家还提到，父母去世后，他回到陕北，才意识到自己之所以持续创作矿工系列和黄土地画作，是因为那是他成长的根基，是他父母的化身。这或许就是为何当我们会感受到周刚笔下的人物画都透露出一种相似感，它就像轻轻吹起黄土地无尽风霜的风，又像浑浊但养育人们的母亲河，它是带着强烈感情色彩，却又轻描淡写地将这片土地的风景晕染开。它是画家内心最为强烈的生命与创作的渴望。

三位画家通过对各自“山”和“海”的叙事，组成了此次弥漫着对创作无比热爱的学术性展览。他们最大的不同，是每一位画家都在按照自己对自然的理解尽情描绘和抒发自我，而这也成为了他们最大的共同点。他们在创作手法上不尽相同，但在叙述与转换外界材料时又显得殊途同归。这样的学术性展览意义是重大的，作为观者的我们也在其中沉浸、感知着自我。（秦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