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云南各民族对西南联大文学的影响

　　西南联大文学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座高峰，一直以来受到研究界的高度关注。这些关注主要从战争、现代性及“场域”的角度切入西南联大文学。尤其是现代性，几乎成为研究西南联大文学最主要的视角。而一直以来，云南尤其是云南各民族对西南联大文学的影响被长期遮蔽了。

　　云南拥有中国最多的民族种类，各民族文化绚丽多彩，西南联大作家姚荷生就认为“有人说青海是民族展览馆，我觉得用来移赠云南，倒更确是点”。西南联大时期，很多作家因各种机缘深入到民族地区，深刻体验到了云南民族文化的丰富性，如闻一多到石林、姚荷生到西双版纳、罗常培到大理、吴泽霖到丽江、邢公畹到红河、曾昭抡到芒市以及许多西南联大师生在蒙自、昆明周边体验到的民族生活。作家们将这些体验内化为文学，留下了如朱自清的《蒙自杂记》、周定一的《雨》、何达的《舞》、邢公畹的《红河之月》，曾昭抡的《缅边日记》《滇康道上》，姚荷生的《水摆夷风土记》，罗常培的《苍洱之间》等众多篇章，形成了西南联大文学中别具一格的色彩，从多个方面彰显出云南各民族对西南联大文学的独特意义。

　　拓展中国现代文学的书写题材

　　当西南联大作家在云南大地上行走的时候，对这块土地还有着强烈的陌生感，“在西南旅行的时候，尤其在云南的迤南区，所见的一切都是新鲜的，未知的，神秘的”。陌生的体验对作家来说就意味着新的刺激，新的书写题材。西南联大作家的云南各民族书写对中国现代文学题材的拓展显著地表现在对众多民族及热带书写两方面。

　　地理位置的隔绝与文化上的差异，导致历史上的云南很少能进入到全国文学的舞台中心，更遑论有关云南众多民族的内容出现。西南联大为作家们与云南各民族的结缘带来了历史契机。西南联大作家在云南的足迹遍及石林、禄劝、楚雄、保山、腾冲、芒市、大理、普洱、西双版纳、红河等地区，他们用脚步丈量云南，广泛地接触到了云南众多的民族。粗略地统计，在他们的文学作品中，所涉及到的云南民族就有汉族、苗族、彝族、白族、傣族、德昂族、景颇族、回族、纳西族、瑶族、哈尼族、傈僳族、布依族、拉祜族等十余个。西南联大在昆明短短8年，实现了对云南众多民族全面而深入的文学书写，对云南民族的多元文化进行深刻描绘，全方位向全国介绍了云南各民族。与之前对云南各民族关注较少，或是将其作为猎奇的方式进行贩卖相比，西南联大作家对云南众多民族具体的书写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是空前的，毫无疑问具有突出的文学史意义。

　　在西南联大作家笔下，云南很多民族生活在西双版纳、红河、瑞丽、德宏等坝子、河谷地带。这些地带大多属于热带或亚热带，由此，文学书写便带有了浓郁的热带色彩，形成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难得一见的“热带景观”。这种“热带景观”很直观地表现在“热”上。如朱自清说蒙自“沾着点热带味”，费孝通感到大理是“带有三分热带气息的坝子”，邢公畹笔下的元江热浪扑面，“旱云如火，此间已大热”。伴随着这些不同于温带的热带气候，各种热带景观纷至沓来，如邢公畹笔下红河峡谷里村庄的景致：开着满树花的高大木棉、如雨的鲜红花瓣、石磙、赤脚的少数民族女孩、鸡群、捏着短烟筒的老人……勾勒出了充满诗意的绝妙热带景观。这种景观显然与温带、寒带的景观迥异。热带环境宁静安详而又处处透露出热力的生活，激发了作家与温带、寒带不一样的人生体验。安静、梦幻而充满内在生命力的云南民族生活体验显然有别于传统文学中的伤春思秋，也有别于抗战中形成的感时忧怀氛围，无疑拓展了现代文学的审美范畴。

　　强化边疆、民族叙事

　　西南联大在抗战的烽火中组建于云南。云南本来是抗战的大后方，但随着抗战的推进，尤其是日军进犯滇缅边境，云南由后方变成前线，抗战的各种问题越发复杂地纠缠在一起，这些问题日渐受到西南联大师生的重视，这决定了西南联大作家在云南大地游历时少了几分闲情雅致，更多地融入了对国家危亡的担忧。

　　面对边疆与民族危机的压力，西南联大师生们展开了深入的理论思考，民族团结、民族平等几乎是当时一致的呼声，比如顾颉刚提出了“中华民族是一个”，费孝通呼吁“真能做到‘五族共和’”，曾昭抡对历代解决民族问题的方法进行反思。他们对民族问题的讨论，对民族团结、民族平等的呼吁，成为当时探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先声。

　　更重要的，作家们深入边疆民族地区，本身就在实践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家们明确意识到“今日的第一个问题，不是空谈如何开发西南，而是要实地去了解西南”。他们在云南民族地区“衣其服，甘其食，听传说于乡老，问名宿于土酋”。这样的深入体验，使作家们得以在实际的接触中切实感受到云南各民族人民的痛苦：“既然经常生活在他们中间，对于他们身受的痛苦，又岂能耳无闻、目无见呢！”作家们不仅感受到“贫穷，极端的贫穷”，更有民族不平等的深刻体验，如曾昭抡遇到的彝族“拿着一种惊疑的眼光，凝视着我们”，姚荷生遇到的傣族“感情距离很远”，因而“较之于汉民族中一般人民大众，尤是‘无声的人民’了”。

　　正是深切感受到了民族间的不平等和痛苦，作家们格外注意民族团结、民族融合的场景。对各地“赶街”的生动描绘即为突出表现。如曾昭抡描写“团街附近一带，汉、夷、苗三族杂居，彼此相处得不错”；陈达在昆阳的赶街天看到“赶街者往往用四种语言，即汉语、夷语、阿宜语及麦冲语”；姚荷生在墨江感受到的“今天凑巧是街区，乡下人进城来赶街的很多，除了汉人外，还有许多别的部落，例如布都人、碧约人等，他们的外貌和汉人完全一样，都能说流利的汉话”。各民族聚居街子上在一起交换货物，彼此能听懂对方的语言，这是民族融合的生动写照。可以说，“街子”，已经成为西南联大作家笔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典型意象。

　　认识中国的一种方法

　　在没有来到云南之前，西南联大作家充满了对云南各种不切实际的想象。如张兆和在给沈从文的信中说：“云南号称蛮夷之邦，地多瘴痢。”“蛮夷”“瘴痢”正是长期以来外界给云南民族地区贴的标签，但西南联大作家在云岭大地上游历之后，对云南的认识大为改观，各民族都给作家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在游历中，作家们增进了与各民族的感情，既同情他们的生活困境，更高度赞赏他们的独特文化，毫不掩饰地流露出他们对云南各民族的喜爱，感受到了他们“一样的善良，一样的单纯”，傣族是“爱笑爱花的民族”，景颇族是“最富有诗意的民族”。西南联大带来的历史契机，改变了作家们看待云南，尤其是看待云南各民族的方式。

　　不仅如此，云南民族体验甚至成为作家们认识中国的方式。细读西南联大作家们对云南各民族的书写，很容易就会发现他们对云南民族文化的赞赏通常是在与外界的对比中完成的。如姚荷生对傣族女孩子的欣赏就是将她们与都市里的女孩做对比，突出她们自由、天然、健康的美。同样，在作家眼里，西双版纳的生活正是厌倦了现代都市文明的作家们所苦苦追寻的生活：

　　“在他们之间充分表现了人性的美，自由、互助、纯真的爱……这些文明人士所昼夜追求的理想，在这里是随处存在着的。”

　　两相对比之下，作家在赞赏云南民族文化的同时，也是对现代文明、现代中国的再一次审视。

　　在对不同文化的审视当中，不少作家结合抗战大局，认为云南民族优秀文化对抗战是有利的。如闻一多在观看完圭山彝族音乐舞蹈后，认为“从这些艺术形象中，我们认识了这民族的无限丰富的生命力”，而朱自清在体验了蒙自彝族火把节后，认为“这火是光，是热，是力量，是青年”。这些力量、这些生命力，在西南联大作家看来，正好是抗战时期中华民族所缺乏的。闻一多看了西南地区的民间歌谣后这样写道：“你说这是原始，是野蛮。对了，如今我们需要的正是它。”也就是说，经历了云南各民族体验之后，作家们找到了一条除了从知识分子、都市之外，从云南的民族来认识中国的路径。在这一视野里，古老的中国传统所形成的文明由于太“文明”而难以应对近现代中国所面临的危机，而来自云南各民族看似原始、野性的文化充满了力量和生命力，成为解救中华民族危亡的新希望。这一路径跳出了之前从知识分子角度来审视中国的狭隘路径，对中国有了更为丰富而深刻的认识，云南各民族也成为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理解中国的一种方法。（李直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