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丽江古城保护往事》读后感

　　周津同志的《丽江古城保护往事》于2024年5月28日至8月14日连载于《丽江日报·文化》。文章以一个参与者的角度，用大量的史实说话，写出了那段历史的真实版本。读完后，我想谈点感受。

　　记得在2021年11月23日下午，我应邀观看“中国的世界遗产记录传播项目”之一“世界遗产——丽江”主题纪录片”（上集《茶马古道的绿珍珠》、下集《古城的守望》）。纪录片应该是真实，可在此片中，对保护丽江古城的部分说法与历史事实不符；对保护丽江古城中个别人、个别事的作用，吹捧得过分夸大，甚至到了神化的程度。我作为土生土长的纳西人，对于丽江古城的历史、后来的变迁大体上是知道的，为此，我的情绪比较激动。

　　我直言：“片中提到‘1986年，为了发展工商业，丽江县政府决定：由玉河桥始，打通四方街至长水路，并在路两旁盖四五层框架结构的高层建筑’。这个说法不符合事实。

　　首先，时间不对，‘由玉河桥始，打通四方街的工程’确有其事，但那是发生在1983年以前的事，该工程在1983年前就停止了（周津的文章也证实了这一点，这个工程从1977年开始实施，1983年前就使用了）。那时，我是丽江地委委员，因住丽江地区医院家属区，每天来回都从这里经过，记得十分清楚。那段叫东大街的‘断头街’，没有人称它的真名。那里早就办起了地摊式的小市场，每天都热闹非凡。停工的原因我也知道一些，并不是片中所说的‘一封信，一座城’，而是因为当时财力不足、社会反响太强烈导致拆迁受阻等，最终被迫停工’。而且，1986年写的一封呼吁信，怎么会影响到1983年前的事呢？时间和事件是不能随意嫁接的。

　　其次，我对影片中‘丽江古城保护第一人’的说法也不认同。丽江古城从古至今的发展历程，是一代又一代纳西人精心建造和维护起来，不是一封呼吁信就能得到顺利解决的。

　　第三，我对所谓‘1986年丽江县政府的决定’是否真实存在，提出质疑（这点在周津的文章中也说没有在档案馆找到）。

　　影片中的相关说法和事件，关乎保护丽江古城历史的大是大非，我强烈要求摄制组修改。”

　　会后，摄制组负责人诚恳地接受了我的意见，做了一些修改和“降温”处理。

　　那天，一起观看纪录片的纳西族同胞杨福泉对我说：“大姐，现在的年轻人都不知道您说的事，连我也不知道。据我看，这关系到保护丽江古城的历史，只有当时的人才能说得清楚。我建议您通过回忆写一写。否则，这事就难了。”

　　我认为，我没有直接接触过相关工作，而且，我手头的资料、说话的权威性和说服力都不够。于是，我想到了周津同志，他是当时的丽江县县长，后来又在城建部门工作，是保护丽江古城地参与者、亲历者、见证人，最合适写这段历史。很快，我与他在电话中沟通，他高兴地接下了这项任务。

　　两年多后，周津同志的《丽江古城保护往事》终于在《丽江日报·文化》与读者见面。周津同志查阅了大量的历史文献资料，根据获得的资料，不加任何修饰、不加评论，以一个参与者、见证者的视角，以客观冷静、朴实自然的文调，依据事件发生、发展的本来面目，图文并茂地展现给读者那段往事，让读者看到了一个个真实的保护丽江古城的历史画面。事实证明，他就是记录这段历史的独一无二的人选。

　　我从周津同志的资料中注意到一个信息：1938年，中国营造学社的刘敦桢教授曾来丽江考察9天。从那时到2014年的70多年间，很多丽江人不是很了解保护丽江古城的过往。如今《丽江古城保护往事》理清了保护丽江古城的历史脉络，让读者清晰地看到对此项工作有过重大贡献的人、事。我想简单的历数一下，与大家一起牢记这些人、事的来龙去脉。

　　1938年，刘敦桢教授对丽江古城的整体价值、独特性给予高度评价、赞叹；

　　1949年7月，丽江县和平解放初期，丽江县党政领导对行政中心布局时，选择到与古城隔着狮子山的西面，从而把古城完整保留下来；

　　1950年，丽江行署副专员和万宝带队对丽江县城进行初步规划；

　　1961年，全国人大常委、中科院院士竺可桢来丽江视察，提出“老城保留，发展新城”的8字意见；

　　1965年，丽江地委决定成立“丽江县城市规划建设委员会”；

　　1983年，云南省建设厅特邀重庆建筑工程学院派员来丽江帮助编制丽江县城规划工作。黄光宇教授及14名学生与县里的17人组成工作组，历时3月到5月进行调研、广泛征求意见，经过反复论证，编制出《丽江县城总体规划方案》。经丽江县政府多次评审，按程序上报，1985年经云南省人民政府批复后生效；

　　1985年3月，为“保留古城，发展新城”，解决古城民居拥挤问题，在东界河以自建房的方式启动古城移民安居工程；

　　1986年，中国建筑技术发展中心、中国建筑展览馆的技术人员、云南工学院建筑系的22人专程来丽江考察；

　　1986年，清华大学教授吴良镛、周维权教授到丽江古城考察两天，对保护丽江古城提出“疏散人口，减少拥挤，旅游价值要对外宣传”等意见；

　　1986年至1994年，丽江组织申报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组织申报丽江玉龙雪山国家级风景名胜区，获国务院批准；

　　1994年，云南省政府召开滇西北旅游规划现场会议。省建设厅副厅长杨一楠在会上提出保护丽江古城“五四三二一”工程的设想，时任云南省省长和志强批准实施该设想，并决定将丽江古城和“三江并流”申报为世界文化遗产；

　　1995年7月，云南省规划院编制完成《丽江县城总规修编》《丽江古城综合简网规划的方案》；

　　1996年，丽江古城排污工程开工；

　　1997年，雪山中路（香格里大道）通车，五星级酒店官房大酒店入住丽江；

　　1996 年“2·3”地震后，在丽江古城重建中，决定拆除包括东大街在内与古城风貌极不协调的钢混结构的平顶房，涉及18家单位、1082户民居；恢复木府原貌、新建狮子山万古楼、易地重建自来水厂、新建双石公园、扩大黑龙潭公园水域面积和增加水源、完成雪山中路及其延伸路段工程；

　　2002年，丽江古城保护管理委员会成立，下设办公室，作为丽江地区行政公署的常设机构，核定编制12人。2014年12月，管委会更名为“世界文化遗产丽江古城保护管理局”，核定编制20名，丽江古城的保护机制更加完善。

　　随着时代的发展，丽江古城保护规划的思路越来越清晰、越来越专业，保护的措施和手段越来越完善、越来越多元。

　　回首往事，保护丽江古城的一桩桩、一件件往事不容易，但因为有国际、国内无数专家、学者、友人的帮助，各级党委、政府的正确决策，上级政府相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丽江各族各界的努力，终于成就了今天的丽江古城。

　　周津同志的文章还提到，丽江古城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设想最先由建设部城乡规划司副司长王璟慧提出。此后，云南省建设厅跟进，提出邀请建设部下派干部到丽江挂职帮助申遗工作，组织人事部门落实。

　　申报工作千头万绪、过程艰难曲折，申报材料呈交联合国后，还经过了联合国多次派员实地考察，甚至在关键时刻遇到了文件传输方面不可预料的事件。

　　为了更好地保护丽江古城，在实施疏散古城居民的工作中，很多人承受了不小的压力。

　　我们可以清楚看到的是：黄光宇教授团队编制的《丽江县城的总体规划》在1983年就生效了。1986年8月，国务院秘书局副局长刘冰清带队考察丽江时，也对东大街的改造提出过具体的思路和意见： “马路可不能成死胡同，应当把它引向别处，避开四方街”等。这被地方领导、专家领悟和接受，并付诸行动。

　　之后，保护丽江古城的意识在丽江人心中逐渐完善、成熟。1985年就考虑过如何纠正古城内不协调建筑的问题，还启动了疏散古城人口等工作。特别是在“2·3”地震恢复重建工作中，把历史遗留问题都一一梳理出来逐个解决。改造后的东大街完全恢复了古城民居的特点、风貌，可以从这里任意向东、向西、向南走，而且，巧妙用弯道通到四方街，既解决了“口袋街”的老大难问题，又从视觉上避让开四方街，完全融入了古城之中。如今，东大街是丽江古城最热闹、最美丽的地方之一。

　　丽江古城是纳西族先民留下来的历史文化遗产，一代代丽江人要充分认识保护丽江古城的重要性。对于保护丽江古城的过程，我们应当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方法来看待。

　　作者：郭秀文（昆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