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我与古典诗词的因缘

叶嘉莹先生

文学纪录片《掬水月在手》日前在全国艺联专线上映，作为陈传兴导演“诗的三部曲”的最终章，本片记录了当代诗词大家叶嘉莹的传奇人生。电影衍生图书《掬水月在手——镜中的叶嘉莹》也同期面世，多角度再现了叶嘉莹先生沧桑多艰但秉持“弱德之美”的人生，凸显了中国诗词不朽的传统和灵魂。本文内容摘编自该书第一部分《植本出蓬瀛》，标题为编者所加。

——编者

《孟子》说：“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杜甫之所以成为杜甫，辛稼轩之所以成为辛稼轩，都自有一段因缘在。

我之所以终身从事古典诗词的教学，我之所以成为今日的我，自然也有一段因缘在。

1

我生于1924年，到现在已经将近一个世纪了。回首从前，可谓往事如烟，很多详细的情况都已经追忆不起来了。幸好我有作诗填词的习惯，很多经历感悟都通过诗词记录了下来。

我出生的时候，我们家和伯父伯母一起，住在察院胡同廿三号的四合院里。这个四合院是我家的祖宅，在北京西城，是曾祖父购置的。我家祖上是蒙古旗人，本姓叶赫那拉，民国后改姓叶。

以前祖父在世时，我家的四合院里方砖墁地，祖父不许在院子里种任何植物。只能在荷花缸里养荷花，花盆里栽石榴、夹竹桃什么的。我伯母和母亲都喜欢花草，在祖父过世后，她们就在院里开了花池，引得蜜蜂蝴蝶飞来飞去。我写的第一首诗是《秋蝶》：

几度惊飞欲起难，晚风翻怯舞衣单。

三秋一觉庄生梦，满地新霜月乍寒。

北方本来不常种竹子，因为常看到诗词里写松写竹，所以我就专门跑到同学家里挖来一段竹根移种在母亲开辟的花池里。竹子长得非常快，没几天就长成了很高一丛。秋天来了，伯母和母亲种的那些花都凋零了，只有我的竹子青翠依然，所以我写了《对窗前秋竹有感》：

记得年时花满庭，枝梢时见度流萤。

而今花落萤飞尽，忍向西风独自青。

夏天，花草满庭，有花草的地方就有萤火虫，我常常看到萤火虫在花的枝叶上飞过。可是秋天一到，这些花都落了。所以我最后一句话是在问竹子：你所有的同伴都凋零了，你怎么忍心一个人“独自青”呢？一个人生在世间，对宇宙、对人类有多少爱心？你自己又有多少自私和贪婪？我不知道为什么自己十五岁的时候就在想这样的问题。

我还写过一首《咏莲》：

植本出蓬瀛，淤泥不染清。

如来原是幻，何以度苍生。

我生在六月初一，六月又称“荷月”，父母便给我取了一个小名“小荷子”。因为这个名字，我读书时会对“荷”特别关心。比如，《尔雅》里唯有“释荷”写得最为详细，荷的每一部分，从花、叶、茎， 再到果、根，都有特别的名称，这是别的花所没有的。

“如来原是幻，何以度苍生”，我现在有时候想一想也觉得很奇怪，一个十几岁的小孩儿，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呢？大概是从小就目睹了太多的痛苦和灾难。我出生在军阀混战的年代，七七事变暴发的时候我上初中二年级。在北京，我常常看到从各地逃难来的百姓。

刚开始学着作诗的时候，我写的都是院子里看到的景物，看见花说花，看见草说草，所感叹的是花草昆虫的生存与死亡。直到十七岁那年，我的母亲突然去世了。诗是从心里跑出来的，那样沉重的悲痛让我一连写了八首《哭母诗》。

我母亲去世的时候，只有四十四岁。这是我第一次经历死生的打击。以前我每天上学离开家的时候习惯说：“妈，我走了！”回来还没有进到房门，就说：“妈，我回来了！”可现在，没有人可以呼唤，进出家门总觉得遗落了什么。

2

1945年，我大学毕业了。1948年，我跟我先生赵钟荪在南京结婚。当年11月，在战乱中，我跟我先生一起撤退到了台湾。

经人介绍，我去彰化女中教书。那时候我已经怀孕，女儿暑假出生，正好满月回来上课。我两个女儿都是暑假出生的，我等于没有休过产假。我教了七十几年书，也基本没有休息过。

那时候是台湾的“白色恐怖”时期。我先生在左营，我在彰化，每到圣诞、新年的时候，他就从左营到彰化来看望我们。1949年的圣诞夜，我先生来看我们，吃过晚饭，他和校长下跳棋，直到很晚。而第二天一早，天还没亮，就有人来敲门，几个海军官兵把我先生从家里抓走了。第二年夏天，又来了一群人，把我和我的孩子，还有和我住在一起的女校长及另一位女老师，都关进了彰化的警察局里，还说要把我们押到台北的宪兵司令部去。我没办法，只好去投奔我先生的姐姐和姐夫。他们在左营，我也可以顺便打听我先生的消息。但他们家只有两间卧室，他姐姐姐夫一间，婆婆带两个孩子一间，我就等人家都睡了，在走廊上铺个毯子，带襁褓中的女儿在那里休息。人家要午睡，小孩子难保不出声音的，我就带着女儿去外面徘徊，等他们睡醒了，我再回来。

我因此写了一首诗，就是《转蓬》：

转蓬辞故土，离乱断乡根。

已叹身无托，翻惊祸有门。

覆盆天莫问，落井世谁援。

剩抚怀中女，深宵忍泪吞。

我像一株被风吹断的蓬草，离开了故土、遭遇了离乱，跟故乡完全隔绝。我这个只读书从不交往朋友的人，真是没有托身之所。暑假结束开学了，我的堂兄叶嘉榖就介绍我到台南的一所私立女子中学教书。

1951年，又过了一年，我先生还是没有音信。那个时候的台南，火车站那条马路两边都是高大的凤凰木，上面开着火红的花朵，真是漂亮。我从北方来，从未看到过这么美丽的凤凰木，就填了一首《浣溪沙》：

一树猩红艳艳姿，凤凰花发最高枝。惊心节序逝如斯。

中岁心情忧患后，南台风物夏初时。昨宵明月动乡思。

每年凤凰花一开，就是一年过去了，是学校学生毕业的时候。我一年一年看着凤凰花开，学生离开，我先生都没有回来。那一年，我不过只有二十七岁，却已经饱经患难，是“中岁心情”。台南美丽的凤凰木又开花了，“昨宵明月动乡思”，我哪一年才能回到我的故乡呢？我怀念我美丽的童年，我的老师，我的同学，我的伯父，我所有的失去音讯的亲友……

在台南我还填过一首寄调《蝶恋花》：

倚竹谁怜衫袖薄。斗草寻春，芳事都闲却。莫问新来哀与乐。眼前何事容斟酌。雨重风多花易落，有限年华，无据年时约。待屏相思归少作。背人划地思量着。

1952年，我先生终于出狱了，但是他再没有工作。我被请到了台北女二中教书，同时也被请去台湾大学教书。后来，在台复校的辅仁大学，还有新成立的淡江大学也请我去教书。那一段时间我的课程非常重：每天早上三节是一个学校，下午三节又是一个学校，晚上夜间班还有两节课，每周还有电台的《大学国文》。那时在台湾你只要喜欢古诗词就会发现，各大学和电台广播的古诗词都是叶嘉莹在讲。所以，后来就有人请我去海外教书了。我之前从没有过出国的念头，其实都是被生活逼出来的。

3

经历过忧患，我开始欣赏到杜甫诗的好处。

到了台湾，我开始讲杜诗，我发现杜甫七言律诗的演进对于我们中国语言诗歌的变化和掌握真是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很值得研究。当时在台湾，痖弦、洛夫等创办了一个《创世纪诗刊》，上面会发表一些新诗人的作品，常有些个颠倒的、变化的、文法不通的句子。这就引发了当时台湾新闻界、文学界、学术界的各种争论，说他们语言文法什么都不对。我思想比较开通，觉得这不是从现代诗人开始的，杜甫那时候已经有这种颠倒变化的形式了，这样可以使内容更丰富起来。

句子通顺有通顺的好处，但是句子颠倒有它颠倒的作用。比如说“香稻啄余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胡适之先生就写过一篇文章，说杜甫的七言律诗简直不通，香稻也没有嘴，怎么能够“香稻啄余鹦鹉粒”呢？一定应该是“鹦鹉啄余香稻粒”，这就是很通顺的句子。那为什么杜甫要倒过来？所以我写了一篇很长的文章解释这件事。

我认为，诗歌可以晦涩，现代诗可以用些新鲜的甚至于颠倒的句法，但是一定要真的有这种感情；不仅有真情，还在颠倒变化之中被表达得恰到好处才行。为颠倒而颠倒，里面什么东西都没有， 那是故意制造的晦涩，不会是好诗。

杜甫的《秋兴八首》很有名，中国历代给《秋兴八首》做注解的人非常多，他们有很多不同的说法，究竟谁对谁错？我便利用暑假，搭着公共汽车跑遍了台湾的各大图书馆，把各个善本书中相关的地方，一个字、一个字地抄下来。不只是抄下来，而且还要编得有条理，有题解，有章法，有句法，还有我自己详细的评说。这就是后来的《杜甫秋兴八首集说》。这部作品的体例从一开头我就立得非常严格。对于真正要做研究、要得到诗歌三昧，要养成对诗歌欣赏、解说、判断能力的人来说，这会是很有帮助的。

《秋兴八首》非常了不起，每首诗里都有夔府与长安两相呼应，彼此形成一个很大的网罗，紧密地编织在一起。这八首诗，无论是内容还是技巧，都显示出杜甫的七律已经进入一种极为精醇的艺术境界。从内容来看，他在这些诗中所表现的情意，已经不再是一种单纯的现实情感，而是一种艺术化之后的情感。这种情意已经不再被现实的一事一物所局限，就像蜜蜂酿蜜，虽然是采自百花所得，却不再受任何一朵花的局限了。从技巧来看，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句法突破传统，二是意象超越现实。有了这两种技巧，才真正脱离了格律的压束，使格律完全成为被驱使的工具。杜甫刚写律诗对得也比较笨，不过他是一个很有天才的诗人，不断把七言律诗的写作方法变化演进。到了《秋兴八首》，那个对偶就非常精练了，表面上的文字相对，其中的意蕴无穷。他以拗折之笔，写拗涩之情，把一片沉哀深痛都自然而然地表现于作品之中。

杜甫是集大成者，他把他以前所有中国诗歌在文学上美好的地方都吸收了，还能变化出之。以中国诗歌的演进来说，杜甫的七言律诗，李商隐得其神髓。李商隐的七言律诗受杜甫影响很大。

杜甫既有集大成的能力，又生在集大成的时代，这是何等幸运。七言律诗直到晚清也有写得很好的人。比如陈宝琛的落花诗就写得非常好，他说，对于宇宙这种变化，对于花开花落，早已有透彻的觉悟。理性上是知道这生生灭灭都是虚幻，可是从感性上还是会觉得难过，不忍心见到“倾国付东风”。就像杜甫说的“一片花飞减却春”，那“风飘万点”就“正愁人”。听水老人这四首落花诗，不只写的是落花，写的更是人生，是国家，是盛衰成败。（叶嘉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