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梧桐先生的工作间在阳台上，在这里他完成了多部著作。

　　陈梧桐先生完成了70万字的《朱元璋大传》，面向专业读者；并撰写了30万字的《朱元璋传》，面向普通读者。前者被赞为“时下出版的朱元璋传中最有学术价值的一本”，后者则在注重学术含量的同时，更注重文笔的流畅、生动。

　　“说凤阳，道凤阳，凤阳本是个好地方，只因出了个朱皇上，十年倒有九年荒。”这段凤阳花鼓的唱词人们耳熟能详，影响着对朱元璋的认识。很少有人知道，它出现在清朝，后人创作它，是借批评朱元璋表达对当时皇帝的不满。敢拿朱元璋说事，恰恰说明朱元璋对民间意见较宽容。

　　朱元璋真是暴君吗？

　　朱元璋杀胡惟庸、蓝玉，真是出于一己之私？

　　朱元璋真的推行过所谓的“洪武型财政”，造成“15世纪下半期是明朝历史上一个死气沉沉的时代”？那么，康熙为什么还会称赞朱元璋“治隆唐宋”“远迈汉唐”？

　　凡此种种，大有追问空间。而正确认识朱元璋，对理解历史发展的进程，乃至其背后的普遍规律，意义非凡。自吴晗先生之后，研究朱元璋最深入的学者当推陈梧桐先生。陈先生积数十年之功，完成了《朱元璋大传》等专著，将朱元璋研究推上新高度。

　　朱元璋的另一面

　　著名学者吴晗先生曾四写《朱元璋传》，认为“元璋生性泼辣阴狠，从小贪玩撒野，爱出主意，好支使人”“又最会作坏事”，是暴君。

　　陈梧桐先生认为，此说欠公允。

　　首先，明朝君主专制高于此前任何朝代，但不如清朝。

　　其次，朱元璋没搞过文字狱。他强化文化专制，但和后来的文字狱不是一回事。从目前史料看，明初并无文字狱。

　　其三，明朝思想禁锢不那么严。比如“说凤阳，道凤阳，凤阳本是个好地方，只因出了个朱皇上，十年倒有九年荒”，它是清代才出现的，人民对清朝统治者不满，又不敢骂清朝，只好骂明朝。明朝思想禁锢不那么严，人们对朱元璋并非毕恭毕敬，连朱元璋的画像都有很多种，有的画得很丑。

　　“对于君主集权，也要两面看。明朝是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巩固的重要时期，元朝版图更大，但控制力远不如明朝。这说明，明朝的君主专制中央集权也有成功的一面，没出现分裂。君主集权与中央集权是一枚硬币的两个面，无法舍弃其中一面，得到另一面。”陈梧桐先生说。

　　胡惟庸、蓝玉真的没谋反吗

　　明初胡惟庸案、蓝玉案影响巨大，被认为是朱元璋残忍的证明，但陈梧桐认为：“杀人过多，确是朱元璋之非，但胡惟庸、蓝玉是否该杀，则是另一个问题。近年来，有不少人给胡惟庸翻案，但他们没深入研究史料，往往感情用事。”

　　吴晗先生在《胡惟庸党案考》中提出，朱元璋杀胡惟庸时，并没说他谋反，十几年后杀李善长时，才提到胡当年谋反，可见谋反是编造出来的借口。

　　通过翻检史料，陈梧桐先生发现，在杀胡惟庸第二天，朱元璋在给大臣们训话时，便称胡“谋危社稷”。在《大明律》的十恶大罪中，谋反的注释就是“谓谋危社稷”。可见，朱元璋当时便确定胡惟庸谋反，并不是十几年后才这么说的。

　　胡惟庸策划谋反，被杀罪有应得。但朱元璋借机搞扩大化，“余党皆连坐”，则纯粹是冤假错案。

　　至于蓝玉，他后期居功自傲、违法乱纪。他准备在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二月十五趁朱元璋到先农坛祭祀时发动政变，事败受戮。有人提出质疑：皇帝祭先农的日期是保密的，蓝玉怎么可能知道？陈梧桐先生指出，皇帝不可能一个人去祭先农，有诸多官员参加，还有南京所辖江宁、上元两个县的耆民(百姓代表)，都要事先通知。祭先农需九卿陪同，户部尚书詹徽是其中之一，他是蓝玉死党，蓝玉怎么可能不知道朱元璋的行踪？

　　不能用“无明君”贬低明朝

　　“清朝无昏君，明朝无明君。”这是许多历史爱好者津津乐道的话题，认为明朝不如清朝。

　　明朝采取立嫡长子制，只要是皇帝的嫡长子，不用努力也能当皇帝，所以好皇帝少；而清朝采取立贤制，皇子中谁能干就让谁当皇帝，素质相对较高，但副作用是兄弟间残杀，几乎无代不有，特别血腥。

　　陈梧桐先生质疑道：“明代能干的皇帝少，那么明朝为何能国祚延续277年？因为明代名臣多，刘伯温、于谦、杨廷和、张璁、张居正、海瑞、王守仁等。而清朝皇帝强势，很少涌现出忠于国家、忠于社稷的名臣。”

　　陈梧桐先生指出，明代后期，中国从古代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这是一次从里到外的大变革。但清朝入关，转型遂告中止。如今有些人对清朝统治大唱赞歌，各种电视剧赞美康熙、雍正、乾隆，却忽视了明朝的开放性强于清朝。

　　晚明处在社会转型的时代，其在政治、经济、文化上，依然居于世界前列，西方人几次来骚扰，没一个能成功，清代却是屡战屡败。从文化建设上说，明代的《农政全书》《本草纲目》《天工开物》，乃至朱载堉的十二平均律，都是领先世界的成果。明末已在大规模学习西方，而清代的相关交流直到乾隆时才恢复到明末的水平。

　　“很多人说‘清承明制’，但事实上，明代与清代绝不是一回事，清代没有继承多少明代的好东西，倒是把明代的坏东西给继承了。”陈梧桐先生说。

　　别被“大历史”忽悠

　　提起明史，人们会马上想到《万历十五年》。陈梧桐先生认为，在对朱元璋的误解中，有三本书影响巨大：一是吴晗先生的《朱元璋传》，说朱元璋好的材料一概不用，说朱元璋坏的材料全部拿来，书中很多说法是正史中没有的；二是丁易的《明代特务政治》，借历史研究来影射，有些地方太夸张了；三是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

　　《万历十五年》提出“大历史”观，但何为“大历史”？黄仁宇未给出明确答案。他提倡的这些观察研究历史的方法，都不是他自己发明的，其实是在“中国停滞论”指导下进行所谓研究的。在考察“大历史”时，黄仁宇采用了以论代史的方法，先有固定概念，再引史料印证。

　　“我查过《万历十五年》的脚注，并非完整引用，多是掐头去尾，是在搞‘六经注我’——对我有用的材料才用，没用的直接去掉。还有一些脚注根本找不到原文。换言之，这样的‘大历史’就是不顾细节，数字错了，细节错了，也无所谓。”陈梧桐先生说。

　　我们为什么要了解朱元璋

　　作为专业的历史研究者，陈梧桐先生与众不同之处在于，他为普通读者写了许多普及性的书籍。他说：“我觉得，历史学者有责任为读者写通俗的书，学者不仅要出学术成果，还要努力推动成果走向大众，为大众所掌握，这样才能转化成巨大的物质力量。这是一件好事，就算评职称时没用，也应该去做。当然，最好能有一个制度来推动专业学者去写通俗的书。”

　　在陈梧桐先生看来，历史是智慧的宝库，可以给人以启迪，学史读史，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总结过去，改造现实，开创未来。但它无法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必须通过长期积累，才能看到效果。

　　陈梧桐，明史专家，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双一流”特聘教授，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从事朱元璋研究四十余年，主要研究领域为明史和中国民族关系史。代表作有《洪武皇帝大传》《朱元璋传》《朱元璋研究》《明史十讲》(第一作者)《古代民族关系论稿》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