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可能是昆明最有名的胖子。

作为电影人，周明辉以“小胖哥”的艺名在圈内闯荡。

其担任制片的《天上的孩子》在今年蒙特利尔电影节上，斩获主竞赛单元最佳处女作奖。上一个走上蒙特利尔“红地毯”的云南人是杨丽萍，她执导并主演的《太阳鸟》获特别评审团大奖。

事实上，小胖哥不是个土生土长的云南人。他出身于黑龙江，平时讲一口标准的东北话。不过，自从军校毕业后，小胖哥就来云南工作生活，迄今已17年，和自己在老家呆的时间一样长。

“我已经分不清家乡和故乡了。”小胖哥说，祖国的西南与东北，对他而言是“家乡”和“故乡”的区别，没有混杂一个“他乡”的概念。

“我讲东北话，但我就是一个云南的电影人。”

很快，这位云南电影人的新片即将开拍，镜头对准丽江，目标是在国际电影节上有所斩获。他向记者透露，将继续与《天上的孩子》的导演许磊合作；主演为章宇和黄璐；尤为值得一提的是，该片的监制是一位来自韩国的知名导演，而剧本也是其在丽江生活半年后写就的。

中国最早的电影观众在云南

近年来，云南电影票房表现出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由于人口基数、荧幕数量等原因，我们的电影票房收入排名相对靠后，但在细分的“文艺片”领域，却每每能排进全国前十。

小胖哥因此高度评价云南观众懂片儿，对电影有较高的审美情趣。他于6年前成立胖哥电影俱乐部，隔三差五便组织电影爱好者看片，为的就是培育出一个肯为艺术电影买单的群体。如今，俱乐部规模已达两万人，《百鸟朝凤》《米花之味》《冈仁波齐》《路边野餐》等，云南观众为其贡献了不少票房。

“云南对中国电影一直都有很突出的贡献。”小胖哥卖了个关子，问记者中国最早接触电影的是哪里人？

上海、广州、北京？都不是。小胖哥说，其实云南观众早在卢米埃尔兄弟发明电影后不久，就已经领略过这个新事物了。

1895年12月28日，卢米埃尔兄弟在巴黎一家咖啡馆放映了他们拍摄的《火车到站》等几部短片，这一天因此被视为是世界电影诞生日。1896年卢米埃尔兄弟把电影放映机交给了同为摄影家的方苏雅，后者于19世纪末担任法国驻云南代表，拍摄了包括滇越铁路在内的大量影像内容，让云南人一饱眼福。1926年，时任云南省长兼督军的唐继尧作为“出品人”，请张普义导演拍摄《洪宪之战》。这是云南第一部故事片，片中“唐继尧”一角更是由唐继尧本人本色出演。这不仅在电影史上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亦在整个大历史中留下一段佳话。抗战时期，云南还有一所世界知名的电影院——南屏电影院，其创造了一个奇迹，好莱坞电影在此与美国同步上映。

至新中国成立后，《五朵金花》《阿诗玛》《孔雀公主》等影片更是享誉全国。“但很可惜，大部分电影都不由云南制作，大多来自兄弟单位，长春电影制品厂、上海电影制片厂等。”

在回溯云南电影辉煌历史的同时，小胖哥也不避讳缺憾。他告诉记者，关于云南电影可以分为云南故事和云南制作两个方面。云南故事方面，许多知名影片都会在这里拍摄，云南是天然的摄影棚。但在云南制作方面，今年中国电影市场票房就将突破600亿元。“云南电影市场有多少份额……很惭愧……”

云南电影市场前景广阔

电影是一门艺术，也是一种传播方式。

《五朵金花》使大理驰名中外，《阿诗玛》让人们认识到有一个地方叫石林，《孔雀公主》为世界呈现出西双版纳的美好，至于最近的《芳华》，碧色寨因此声名大噪。

“我以前就去过碧色寨，当时可以说是门可罗雀，最多有几个摄影的人在那儿。今时再去，哪儿哪儿都是人，这就是一部电影引发的关注。”小胖哥说，因为影视剧的推广，云南很多地方都“走出去”了。又如这次他去勘景的一个丽江的小村庄。“村民真的见过‘世面’，一年来一百多个组，他们几乎所有的大明星都见过。”

确实，电影对于一个地方的形象推广非常有效。再如《心花怒放》，“不如一路向西去大理”今天已不再是歌词，而是真的成了热门选择。对此，小胖哥深有感触，表示如果能拍出一部既叫好又叫座的电影，这对一个地方的旅游发展、经济收入都有极大的助力作用。

“希望政府不要放弃电影产生的口碑对一个地方的影响。”与此同时小胖哥也说，如果一个地方想要借力电影发展，还需下定决心，如横店般扶持与运作，这才能成长为举世瞩目的“片工厂”。他认为，云南有优秀的故事，是天然的摄影棚，若能再补齐制作上的短板，那电影腾飞将指日可待。

而作为新时代的云南电影人，小胖哥说自己和同行者肩负重担，一方面要把老一辈的品质传承好，一方面还要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把自己的故事讲好。“我们云南电影人很努力。于我而言，我希望通过下一部电影创造一个新的合作模式，帮助云南制作出品找到位置。”

云南网记者 李星佺 刘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