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女性书法文化史》，常春、杨勇等著，上海书画出版社2018年8月第一版，98.00元

　　近三十年以来，我国的书法事业蓬勃发展。其最为突出的表现，一是书法创作队伍不断扩大，从群众基础到展览规模、入选入展人数都是其他艺术门类所无法比拟的；二是书法教育与研究队伍的建立，使得书法艺术成为真正的一门“学问”。在新的学科分类中，“书法学”是“艺术学”下的二级学科。“书法学”领域不断涌现出新的研究成果，正在为这个“新”专业添砖加瓦。常春女兄与杨勇兄等所著的《中国古代女性书法文化史》，就是这个背景下的重要著作。

　　作为“另一半”的女性的书法，在我国古代典籍中的记录可谓鲜矣。清代厉樊榭所著《玉台书史》，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系统辑录女性书家的著作，虽时代跨越上古到清代数千年之久，范围包括宫廷、闺秀、姬侍、名妓、释道等各个社会阶层的女性，但收录的女性书家也不过二百一十三人，其载录虽详有出处，但文字多是寥寥，亦多有附会，而其中名媛书家竟有一百零四人，占整部书的一半。从这个意义上讲，对古代女性书法做学术整理与研究，收集资料之难可想而知。

　　从体例与内容来看，《中国古代女性书法文化史》虽是多人合著，但经纬分明，力避简单的资料汇集之弊。自魏晋南北朝到清代，著者都尽可能把蒐集的女性书法相关史料做分析。尤其是书中关于女性书法文化的探讨，远远超出了一般意义上泛泛的蜻蜓点水式研究。比较来看，其中的唐代、明代、清代做得更为细致，讨论亦更为充分，这或许与资料较多有关系。而先秦两汉，因女性书法史料缺乏不能深入讨论。另外第五章的元代，也是因为国祚短暂，加之汉人不受重视等因素，除赵孟頫的夫人管道昇和大长公主有详述外，其余书家皆是一笔带过。

　　本著最为可圈可点者，则是充分利用新近考古资料，全面拓展了古代女性书家与书法研究的深度和广度。近三十年来，受现代西方学术影响，借助图像学、图像志等方法与手段，对考古文物所蕴含的人类文化学、民族学、民俗学等等诸多因素进行综合考察，方兴未艾，极大推进了学术发展。也正如先贤王国维指出“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本书多见这样值得称道的地方。如关于唐代的宫廷女性书法，作者以1974年出土于陕西蒲城的《大唐故金仙长公主墓志》为例，截取墓志里的书法单字与传世名家书法一一进行比较，无疑增加了结论的信服度，从而也证明了唐代“以书取士”的影响与历史功绩，亦可从侧面证明唐代书法之盛。又如，书中所录的元代管道昇、明末清初的柳如是、蔡玉卿，清中后叶的曹贞秀、张纶英等，也都是用相关的书法作品来以图证史。

　　总之，本书立足于“女性与书法”这个主题，以朝代为经，以人物为纬，辑以史料，叙论结合，考证详实，图文并茂，资料丰赡，为我们勾勒出一幅比较全面的中国古代女性与书法文化的画卷，填补了该领域的研究空白，具开山之功。诚然，著书不易，该书也颇多地方可以增补改进。例如，新中国成立以来，墓志出土甚夥，其中载录女性与书法的相关资料亦不少见。该书中似乎只关注到魏晋南北朝及唐五代，资料除赵超先生《魏晋南北朝墓志汇编》、周绍良《唐代墓志汇编、续编》外，其他新出版的资料多未见使用，而宋元明清墓志资料更未涉及，实在是有点遗憾。(刘天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