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站在自己脚上的女子

　　1949年，储安平宴请即将到上海定居的任鸿隽、陈衡哲夫妇。他当时离婚了，遂请杨绛替他招待女客人。席间，著名文学史家刘大杰遗憾钱锺书去了南京没能到场，开玩笑说钱、杨是一对才子佳人。杨绛讲话多么敦厚妥帖，连忙说：“陈先生可是才子佳人兼在一身呢。”那是杨绛第一次见到陈衡哲。

　　那一年杨绛38岁，陈衡哲59岁。后者早已在学术界功成名就，一些虚荣者甚至以跟她相熟为炫耀。谀辞肯定听得很多了，但来自晚辈的由衷赞美和得体恭维，显然还是让陈衡哲很受用。“陈衡哲先生的眼镜后面有一双秀美的眼睛，一眼就能看到。她听了我的话，立即和身边一位温文儒雅的瘦高个儿先生交换了一个眼色，我知道这一位准是任先生了。我看见她眼里的笑意传到了他的嘴角……”（杨绛《怀念陈衡哲》）

　　杨绛的话之所以让陈衡哲感到悦耳、可心，实在是她无意间将穴位揉得很准。陈衡哲一直很为母亲骄傲——她既是富有才气的艺术家，又是贞静娴雅的女人；陈对同时代的出色医生丁懋英等职业妇女也赞不绝口。这其实代表了陈衡哲的价值标准以及自我评判：一个优质女人应该是才华横溢的女人——可不就是才子佳人兼于一身么。

　　1935年9月，任鸿隽出任四川大学校长。这年冬天，他与陈衡哲从北平前往成都。途经重庆时的讲演会，由任鸿隽的好友、刚刚上任的四川省建设厅长卢作孚主持。卢作孚向听众介绍陈衡哲时，并不说她是谁的夫人，只介绍她个人的文化建树。

　　陈衡哲感动而意外。她在《川行琐记》中提到，在当时的中国，“对于一个站在自己两只脚上的女子”，人们往往只“把她当做站在丈夫肩膀上的女子看待”。声誉卓著如陈衡哲，也不免常常只被看作“任太太”。她很不以为然：“看到一个代表自己个性的名义这样的消灭，不免又要感到一种悲哀。”陈衡哲倒也不是一味排斥太太的称谓，只是觉得，在旅行、应酬、看病、看戏等日常生活场景，不妨随俗做“某太太”；但“对于一个有个性，有自立能力的女子”，当她在体现自己创造力的场合，比如演戏、奏乐、绘画、教书、著作时，“她是应该保留她自己的名姓的”。

　　这段插曲和由此生发的议论，今天看来当然早就时过境迁。然而，我们不能脱离20世纪30年代妇女解放之路尚且狭窄、崎岖的历史背景，更不能忘记，陈衡哲青少年时期为争取希望微茫的自主自立，所经历的苦痛、绝望与挣扎。她1935年以陈南华为笔名出版英文自传《Autobiography Of A Chinese Young Girl》（《一个年轻中国女孩的自传》，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的中文版名为《陈衡哲早年自传》），其目的之一，就是向那些对中国抱有浓厚兴趣的欧美朋友，介绍我国的传统文化与日常生活；更重要的原因则是：她忧虑地觉察到，那几年无论中国还是世界上，“民众解放尤其是女性解放的车轮正在倒退”。陈衡哲目睹过女性长辈和亲戚在旧习俗旧礼教中的委屈、凋零，她自己也是占尽天时地利人和，才得以挣脱窒息与被埋没的命运，所以比同时代的男性知识精英更警觉，要尽可能响亮地呼吁：那些被葬掉一半的残朽历史千万不能借尸还魂。

　　陈衡哲1919年5月在《新青年》发表的新诗《鸟》，最能表达那种恣意飞翔的快意与对笼中困鸟的深切同情：

　　……

　　我和我的同心朋友，双双的随意飞去；

　　忽见那笼里的同胞，正扑着那双翼在那里昏昏的飞绕——

　　要想撞破那雕笼，好出来重作一个自由的飞鸟。

　　他见了我们，忽然止了飞，

　　对着我们不住的悲啼。

　　他好像是说：

　　“我若出了牢笼，不管他天西地东，

　　也不管他恶雨狂风，

　　我定要飞他一个海阔天空！

　　直飞到精疲力竭，水尽山穷，

　　我便请那狂风，把我的羽毛肌骨,

　　一丝丝的都吹散在自由的空气中！”

　　任鸿隽与赵元任为挚友，故陈衡哲与赵太太杨步伟交往颇多。也是基于这种观点，陈衡哲对杨步伟早年悬壶济世的那段经历非常佩服，但是对她后来放弃行医、回归家庭，曾经当面表示反对。不过，陈衡哲也很佩服后者料理家务的本领且自叹不如。

　　女儿任以都回忆，母亲最不欣赏仗恃丈夫的权势而自鸣得意的女人，也不喜欢那些自动放弃受教育机会、只满足于洗衣做饭的女子。当年她与母亲聊天，说一个女人如果就在家里相夫教子，做得出色也算有成就。结果，母亲大不以为然，足足训了她一个小时，说她没志气，她快被训哭了，从此再也不敢有此念头。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女人外出工作或者回归家庭，都是一种自由的选择。但陈衡哲早年翻越层峦叠嶂才迎来柳暗花明，因此，她对于女人自甘封闭、退缩，比寻常人更为敏感与反感。

　　事实上，陈衡哲也看重“母职”，还曾为教养孩子而辞去教职。她也认为，精微的母职是无人能代理的，“贤妻良母的责任，不比任何职业为卑贱”。但她主张女性在服务家庭的同时，也要发展个人事业。她强调教育对女性的托举之功：“一个真正解放了的女子，必是受过相当教育，明了世界大势，有充分的常识，独立的能力，与自尊的人格的。”

　　陈衡哲的自传写于1935年，当时她已为人妻为人母，担任过教授，著述颇丰，说来回顾的内容应该很多，但她却耐人寻味地写到自己考取清华留美预备学校便戛然而止。1914年确实是她人生的一道分水岭，是愁云迷雾豁然飘散的年份。她在书中说：

　　我曾经是那些经历过民国成立前后剧烈的文化和社会矛盾，并且试图在漩涡中掌握自己命运的人们中的一员。因此，我的早年生活可以被看作是一个标本，它揭示了危流之争中一个生命的痛楚和喜悦。

　　她确实代表了社会变革中“试图在漩涡中掌握自己命运”的那部分人，当时跟她有类似幸运的女性可谓凤毛麟角。由“不安分”的闺秀到知名学者，陈衡哲是一个特例，真是集上天的万千宠爱与眷顾于一身：超凡的天赋与颖悟、强硬决绝的个性、过人的勇气与冒险精神、来自家族的丰富滋养……还有，碰巧沐浴到新时代稀疏滴洒的甘霖、任鸿隽的支持……任何一个环节缺失，传奇都无法成就。